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第4/5页）
“你看看地中海、中东和苏美尔，这些地方有沙暴、有各种灾害——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读读《吉尔伽美什》；那就是一个典型。那人要死了，他对此感到愤怒。他想要一个对死亡的解释。中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你死了，你成了一个祖先。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一样的：你曾经是一个国王，你就永远是一个国王；你曾经是一个农奴，你就永远是一个农奴。我认为有祖先崇拜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文明。你不会被任何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因为新事物对祖先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这样的文明里，容不得怀疑论者的存在。”
我问凯特利，为什么这种乐观的观念和我们所认识的现代中国如此不同，这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有的是饥荒、洪水、自然灾难和战争。如今，则是超过1亿人口的大迁徙。
“这属于一种高度平衡制约。”他说道。“高度平衡制约”这个短语出自历史学家马可。艾文的经典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艾文研究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其早期的成功和后期的衰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地域是较为与世隔绝的。中国四周被沙漠、群山和海洋包围，相对来说外来威胁较少，不过这也限制了其与外来新鲜事物的接触。同时，政治上的稳定性与早期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让人口增长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中国过去的几百年一直在榨取其自然资源。”凯特利说。“他们太成功了，以至于把事物推到了临界点。在我看来，那片土地已经被耗尽了。”
想象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种制约。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一部人口过于稠密的历史，世间的无限循环往复。中国人倾向于回溯过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时期里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来。在西方人看来，甚至远古的事情也是为现代的进步所服务的。启蒙运动时期，政治体系产生了变化，那时候欧洲人颂扬的是古希腊的民主。1800年代后期，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则反映了帝制的价值观，也就是要求精英既要受过良好教育，也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却限制了这种重新定义历史的现象。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过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国人转向了西方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一路可磕磕绊绊、痛苦不堪；仍然无法避免的，他们陷入了一些最糟糕的西方观念中（例如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人仍继续为如何把西方传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挣扎。凯特利认为，1993年中国人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时表现得如此灰心失望，试图融入西方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一文中，凯特利写道：
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或者是之后的学生异见分子呼唤民主的时期，西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的希腊和罗马。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如同中国人希望能争得主办权的奥运会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传承，传承的是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所举办的运动会……这就是其中一些例证， 证明中国试图在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加入部分的西方经典，这些西方经典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遗产。
像陈梦家一样，大卫·N·凯特利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成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的。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是做一个作家：
“那时我签了个合同，写一本关于股票市场的书。最后我放弃了，当时还特别开心。我写了一本小说，幸好它没有出版。不过我钻研了一下小说杂志上的所有短篇故事，找到了其中的写作敲门，就坐下来写了个短篇，寄给了《星期六晚邮报》。小说果然发表了，他们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我，我觉得我可以每周都这么做。但那个杂志社还没发表我的小说，就倒闭掉了。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那时候感到有点心力交瘁。我靠给《时代》杂志写书评支付房租，《时代》付给我的稿费很不错，不过我意识到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只干这些。我想让自己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新领域。我想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自由作家，于是我觉得该去学中文，所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被博士研究项目困住了。读博第三年，我的思考回到了19世纪。我想做些关于抽鸦片烟的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中有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人沉迷上了这种来自英国的恶习？后来我忽然想通了，我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遥远的古代。我想要研究儒家盛行时的经典著作，于是我把研究领域又往前推了1000年。这是个新领域。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等着人们去做。那是1962年，我30岁；这时开始做研究岁数是有点大了。不过这是个很新的研究领域，你不用担心什么结构主义或者新批评主义——真是感谢上帝。”
“我去了台湾两年，1965年到1967年。在回美国之前，我在日本呆了6个星期，有一天我走进了东京的一家书店。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一本关于甲骨文拓印的书。第一页上面是符号，看起来像举高的两只手：
“举起手的两个男人。下面有70到80行刻文，全都是关于调动劳动力的。国王正在做一系列的占卜：他应该增加人数吗？增加人数，3000；增加人数，5000。攻击这儿；攻击那儿。这是一本具有创新意义的书。书名叫做Inkyo Bokoji Sorui，作者是Shima Kunio。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献给他的。他用了十年写这本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次偶然的发现，一本寻获的书；然后是35年时间研读那些甲骨。凯特利发表了两本关于商朝的书，他的作品也给他带来了荣誉。1986年，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奖。回溯过往，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合理。
当然，故事总是在结尾的时候更容易讲。中国古代历史也是一样：次序，规律，系统。凯特利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另外的一面，可能我们只是没有看到那些“肮脏”的细节，那些日常生活的杂乱和缺点。
“没有出现肮脏细节的原因，我认为部分的原因，和我们所发现的文物有关联，那些文物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凯特利说。“在中国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肮脏’的细节描写。但我会说，这种低俗的文学其实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精英阶层所记录下来。精英们想要构建一个更为井井有条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中，美德受到嘉奖，祖先令人尊敬。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实际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