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政治避难

2001年1月

华盛顿市和北京一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首都。两个城市都是方形的：笔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转角。它们的布局严格按照指南针的指向，当初它们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选址时，都把它们看作一张可以任意描画的白纸。明朝的永乐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选中了建都的地址，乔治·华盛顿则选择了波托马克河的拐弯处建立都城。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那一座座排成网格状的纪念碑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明白无误地告诉访客，这就是当权者的所在。

两座首都的中心都树立着一座政治性的建筑。在北京，紫禁城代表着首都的核心；而在华盛顿市，所有建筑都以国会大厦那圆顶状的房子为中心。从国会大厦往外，一条条街道按照一个严谨的逻辑命名，这也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的见证：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数字命名，东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命名。沿着北国会大厦街，从圆顶状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罗得岛大街路口前，你会跨过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罗得岛大街继续往东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后第一串字母表就用尽了，于是开始重新用两个音节的单词命名街道：亚当斯（Adams）、布赖恩特（Bryant）、钱宁（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兰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兰克林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转角，有一栋米黄色砖块搭建的公寓，由于年久失修，显出破败的样子。2000年秋，在这栋楼第三层的一间公寓里，5个维吾尔族人找到了他们暂时的家。

好几个月以来，这间公寓住的都是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它成了这些人的临时落脚处。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个月，租期则从一个维吾尔族人转到又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手上。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的地上摆着两张床垫。

公寓里的现任租客们没有一个是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其中一个男人刚从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个已经获得政治避难，正在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个人则在准备各自的避难申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进入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师和必要的文件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法律系统中的各种漏洞。这是华盛顿市和北京的另一个联系：在网状分布的笔直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之下，总是有着那么一点混乱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进这间公寓不久，他读了一张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在上面看到一个“驾驶证咨询”的广告。这项服务是在唐人街的区域里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儿的顾问就会为准备好弗吉尼亚州驾照的书面材料。在移民社区里，人们都知道佛吉尼亚州驾照的漏洞：申请驾照和州身份证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证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证明申请人住在佛吉尼亚州并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对于一个不在佛吉尼亚州的非法入境者——换句话说，对于像波拉特这样的人来说，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员出示护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纳亚州的驾照。不会说英语的人还可以带着他们的翻译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唐人街里的顾问帮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书，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并派了一个中国人陪他参加驾照的笔试。每当这个中国男人做对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就会喃喃自语：“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过了笔试。拿到驾照后，他花了3千1百美元，买了一辆1992年产的银色本田雅阁。

那年冬天的某一个晚上，波拉特想打电话给新疆的母亲，但公寓里的电话服务已经被切断了。他决定到罗得岛大街和富兰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去。那是将近午夜的时间。那个公用电话就在“可信赖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对面。

波拉特正在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靠近了他，说了些波拉特听不懂的话。波拉特没理那个人，继续拨打新疆的电话号码。在他把全部号码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转身，看见那个东西是把手枪。

两个男人：一个拿枪，一个坐在车里。“趴下，”持枪的男人说，这次波拉特听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枪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为何却错过了波拉特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300美金。两个抢劫者开车往罗得岛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来还不到5分钟。

那年冬天，我回美国呆了1个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苏里州过了圣诞节，还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编辑，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市。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小城镇读的；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了。没有哪个美国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图就上路。

对我来说，首都看起来是最为陌生的地方。由于所有那些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整个城市设计给人一种压迫感；整个地区总是空荡荡的，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人把它填满。在一月份，那些纪念碑看起来简直像荒弃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黄的草。天空呈现一种冷冷的金属色，天气预报说即将下雪。我坐地铁到了罗得岛大街，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个维吾尔族人。

他在地铁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来的，他的本田车还在店里修。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宝路上一样。他的脸看起来瘦了些；来美国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现在他抽的是万宝路而非希尔顿。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爱万宝路牌子的烟，不过他通常都不会买，因为很多假货。

我们走路去他的公寓，当我脱下大衣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衬衣和我的一样。”他说。

我往下一看，原来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橄榄绿的老人头牌斜纹衬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宝路买的？”他问。

“是啊。在朝阳门外的新市场买的。”

“那是假的。”他边说边笑。“和我的一样。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