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政治避难（第3/4页）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这些话像重现的《圣经》经文，给了我慰藉。它们半新半旧、似曾相识，我背诵这些话语的时候还远未懂得其涵义。我慢慢地读着这篇演讲，在一些短语处按节奏停顿：“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今天头一回，我感到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乡。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们周围蜂拥着一群群孩子，他们咯咯笑着，说着话；孩子们的出现让坐着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贵而威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沉默了。

“很多维吾尔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说。“我以前读过有关他的历史书。我钦佩他，是因为他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法。”

我们走到外面，回到了这个寒冷的1月下午。纪念堂外，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有个招牌：

战俘、战争失踪者

你们并没有被遗忘

最后的火线基地为此守夜祈祷

直到他们所有人平安归家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发着宣传小册子：“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拿了一本并对他说了“谢谢”，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鲜人在那儿。”他说。

“我真不认为他们是北朝鲜人。”我说。

“我敢肯定他们就是。”他说。

那两个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他们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车。

“他们肯定要做些什么可疑的事。”波拉特说。“否则他们为何要那样分开？”

一个画面似乎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在林肯纪念堂里说着中文，穿者一模一样的冒牌老人头斜纹衬衣。我对波拉特说，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终于走了。

美国境内只有大概500个维吾尔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维吾尔族人是作为大学学生的身份来美的，不过近年来，独立来美的维吾尔族人有增加的趋势。一般来说，他们会申请政治避难，这和一般的难民计划有所不同。难民是一个被控制的群体：每一年，白宫会决定难民的人数和国籍，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难民来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苏联来的难民最多。2001年，变成了非洲人：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通常，难民申请者会在海外进行申请，随后国务院会提供一笔贷款，用于难民迁移至美国及初期的安居费用。

然而，政治避难却是美国移民的一张王牌。难民是在政府援助下来美的，而政治避难者却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数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请到了政治避难。（那一年，美国一共有1,064,318个合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也许会用伪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国移民官员说谎；这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如果确认申请者应该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上述这些举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道德环境：波拉特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欺骗政府官员；尽管如此，他却不用担心这种欺骗的后果，仍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而政治避难计划则以各种编造的故事而闻名：很多申请者来美国其实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夸大了自己在母国的政治风险。中国的申请者知道美国人关心坠胎的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及计划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个律师，帮他准备政治避难申请。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还可以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请，让她也过来美国。政治避难申请成功后，还有其他的步骤：首先是争取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然后是公民身份。其他维吾尔族人告诉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顺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内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他参加了一个成人英语班，准备找工作。他告诉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专门训练的，例如开车。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能够去邮局工作。“那样的工作稳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高等学位。”他解释道。

那时波拉特问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难申请人，为他写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没有亲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很清楚他的经济情况。在信里，我写道：“波拉特先生绝不能被归入只是来美国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难民一类。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中文和俄语，在北京有足够的生意渠道……”

我之后还来过华盛顿市好几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师布莱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费城的一个非营利移民组织工作，有一个潜在客户给他打电话，说他是个维吾尔族人。梅茨格的反应是：“什么是维吾尔族人？”那一年，他自己开了律师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维吾尔族客户的生意了。梅茨格的办事处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几乎所有在华盛顿市的维吾族申请者都请他做律师。他每个客户收费1千5百美元，用行业标准来衡量，是属于比较低的。

梅茨格是个安静而认真的人，今年30岁，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城出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西里人。他告诉我，是他母亲的出身激发了他从事移民法律这一行。对梅茨格来说，文化大熔炉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义而言），但他却上了13年的教友会学校（注：教友派属于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他给共和党人投票。在欧柏林学院上大学时，他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如今闲暇时，他仍然读一些日文诗和中文诗。他还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资料。1998年，他参加了“国际维吾尔族青年大会”，那是一个流亡社区召开的会议，地点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刚开始时我快闷坏了。”他说。“所有的会议都是用维吾尔语或俄语进行的。我只能看书或胡乱涂鸦，或随便干些什么打发时间。”

他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马里兰，他还是逐渐熟悉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请一个华裔人士做他的秘书，然而他逐渐意识到，这会让维吾尔族人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了解到，很多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人不相信伊斯兰教。他也逐渐熟悉了维吾尔族的等级制度，他对维吾尔族商人的机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们扔在森林里，他们自然会在那儿想法子做生意”），他学会了问到美国政治避难申请的第五条问题时，要格外地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