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巴顿之墓

2002年6月

在华盛顿特区，到处观光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我来到华盛顿，我们至少会在城里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兴趣的地方。“阿林顿国家公墓”是他名单上最后的几个目标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车接了我，然后在一家户外的餐厅停下，吃了午饭。那是6月里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换了住处，也换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号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边的那栋楼里。他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楼上；这比和那个中国房东住在一块儿好多了。他还是干着送外卖的活儿，但是现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亚洲餐馆工作，在那儿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费。那间餐馆的老板是个新加坡籍华人。这个新加坡人刚来到美国时，是在一家越南餐馆洗碗；现在他成了百万富翁，有自己的生意。当波拉特开始在那儿工作时，老板特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在“香料”餐馆，送外卖的人每小时能挣5美元，另外还有小费。

过去两个月，波拉特的本田车修了好几回（用去1000美元），停车的罚单仍然不断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语有了进步，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卖，叫外卖的那个男人企图不付他钱。那个顾客只是拿了外卖，对波拉特说声“谢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敲门。男人终于又开了门，他解释说自己没有钱，又把门关上了。波拉特继续敲门，后来他大声喊道要叫警察来。他喊完以后，那个男人把外卖的钱给了他。那人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在波拉特看来，在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少数族裔移民之中，样子长得像中东人或中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至少在9·11之后情况就是如此。“对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维吾尔人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请了某家公司的一个职位。有个白人接过了他的申请表。那个白人看了看表格，随即注意到上面写的姓名，就抬起了头：‘哦——默罕默德。’他说会给我朋友打电话回复，但他根本就没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我说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摇了摇头。

“像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完全遗忘的。”他说。“我不相信那些敌对的情绪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里。每次人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图像，每次他们在新闻里听到‘本拉登’或‘伊斯兰教’，都更强化了那些情绪。”

关于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事，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经放慢了审批程序，好几个月来情况都是一样：波拉特每天深夜从唐人街往新疆打电话，安慰他紧张的妻子。

午饭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车计费表。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阳光下聊天，我问他来美国是否觉得有什么遗憾。

“维吾尔族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有遗憾的男人不算是一个真汉子’。为这种事情烦恼是没用的。我相信，每个来美国的移民刚开始都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最初那几年都是很艰难的。”

中国政府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要美国把主张独立的维吾尔族群体（注：通常中国媒体称为疆独分子）列入反恐战争的对象。今年1月份，中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报告，宣称一个叫“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简称为ETIM，从奥萨马·本拉登那里得到了资助和武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过去几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ETIM组织的。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

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