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Z 售出的文字

伊姆雷·加兰博斯（注：中文名高奕睿）小时候在莫斯科住了五年，他在那儿看了一系列关于苏联西部的电影。“那个系列的电影叫‘神出鬼没的复仇者’（The Uncatchable Avengers），”他回忆道。“有三部还是四部。里面有优秀西方电影所有的元素：一模一样的牛仔，全部都骑着马。但它的内容是关于俄国的内战，时间是1918年至1922年。里面有枪战，而好人总是能设法逃脱。那些都是孩子——一帮破坏白军行动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吉普赛人，一个女孩，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俄国里面政治正确的这一类人物原型。”

加兰博斯无法成为任何人物的原型：他有一半匈牙利血统，四分之一哈萨克族血统，四分之一塔塔尔血统。他在故乡匈牙利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那时候的匈牙利还是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学的时候，他去了中国学习，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他在那儿完成了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演变。他现在在大英图书馆工作，管理敦煌的手稿，那是图书馆里收藏的具有千年历史的佛教文献，是1900年代初期在中国西部发现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献存放于大英博物馆，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情。人们常常形容它们是被“掠夺”的，但加兰博斯认为，“掠夺”这个词不甚准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力量太弱，且贪污现象严重，那时的官员允许人们把文物贩卖并出口给外国人。无论人们对这种行为的道德性有何感受，它们却是合法的：以手稿换钱这种事全都有完整的书面记录。现在，加兰博斯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协力合作，在网上创建了敦煌手稿的“虚拟图书馆”。真正的文献仍然留在伦敦，但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获取它们的影像资料。

加兰博斯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文物。他钻研所有种类的文章：过去的和现在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他精通计算机语言，并且在学着西夏文，这是一种已经灭亡的语言，只存在于中国西部发掘的碑铭之中。他还学习维吾尔族语。他去北京的时候，收集了好些餐馆的菜单，以研究普通人是怎么写汉字的。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名词的偏差——错误的应用与写错的字。有时他会买来盗版光碟，看那些翻译成了中文的英文字幕，中文常常叙述出一个与电影截然不同的故事。电影《西蒙妮》（Simone）在北京出了盗版碟，加兰博斯就曾经把它的中文字幕重新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它和电影里所听到的英语作比较：

[声音]“我是主讲人，你必须记住我的话：‘谁会需要人类呢？’”

[字幕]“我是速度之王，你必须我的速度意味着人类。”

[声音]“西蒙妮有简·方达的声音，索非亚·罗兰的躯体，格蕾丝·凯莉的优雅，以及结合了奥黛丽·赫本与天使的面孔。”

[字幕]“西蒙妮的有无性繁殖的嘲笑者的年轻声音，有萨法·拉林的躯体，有好看优雅凯莉的优雅，以及结合了角度的阿提法潘的面孔。”

一切都有关联：菜单和盗版碟，历史和电影，语言和考古。文字创造了意义，不管其创造过程有多么随意。“什么是事实？”我们在北京的某次谈话中，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事实就是大量的数据。有一个叫恩斯特·卡西尔的哲学家对我影响很大。他写了一本书，名字是《语言和神话》。他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本身创造了事实’。例如，你要有像名词这样的词，就要先有概念。你形成概念的时候，就是你创造事物的时候——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过程。你从环境中选出某些东西，赋予它们称号，你就在你的周围创造了这种事实。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学的不只是怎么说话，还学了如何去感知事实。这几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一样，有一种内部代码让你可以进行思考。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老的概念了，而且如今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理论。但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也许如果你没有形容某种感觉的词，或者形容天空里某种颜色的词，你就不会注意到那种感觉或那种颜色。它没有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这就是词语的功能：它们让事物凸显出来。否则，世界就只是一大团模糊不清的数据而已。计算机语言管这叫‘无解的数据’（uninterpreted data）。所以，语言就是你的浏览器。”

加兰博斯可以流利地说五种语言：匈牙利语、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他学习新语言的动机几乎都不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他学中文是为了要从匈牙利的军队里逃脱；他是在交日本女朋友的时候学会日语的。他和中国妻子移居美国后英语变得流利了。现在，那些女人都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但语言保存了下来。

加兰博斯在20岁到40岁之前全世界到处跑，学会了不少新的语言和新的技能；同时，他小时候呆过的国家也在改变之中。俄国的孩子不再看苏联西部片；匈牙利不再属于共产党；那儿也不再有强制性的兵役。近几年来，加兰博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了一个家，每当他的工作允许他离开伦敦时，他就呆在布达佩斯。在那儿，他和一个女人一起住，这女人20年前是他的高中同学。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匈牙利，他只是这么回答我：“我整个成年时期都不在家，所以我决定现在要呆在家里。”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这么些年以后，他已经很擅长比较不同的文化。他既教过中国学生，也教过美国学生，他告诉我，他发现中国人和文字之间有一种关系，是美国人所没有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字作品似乎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根源，但很多美国学生队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并不熟悉。我问他，美国文化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和中国文化里文字的作用大致相当的。

“那可能是电影吧。”他说。“我觉得在美国，电影显得异常重要。那时人们从世界获取信息的方式。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某个事物——比如说佛吧，他们给你的回答通常会涉及电影。他们就会谈论《小活佛》（The Little Buddha）或他们看过的其他电影。”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电影就如同传统的文字资料在中国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张‘网’。在中国的文字资料中，有一种对现实的见解，而所有文字资料都具有相同的见解。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文化看作是一张‘网’。他们不是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他们也不是在谈论物质世界。这张网内都是历史和文字。电影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会提及其他的电影。电影在美国构造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空间。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营造起来了，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很多人通过它体验事实。我在美国时，这是真实的体验。我在那儿看了很多电影，我觉得现实就是美国电影。你可能说了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噢，那让我想起了某出电影里的某个镜头。这就像幻想与现实全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你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感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