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难以成功的事（第2/4页）

然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即便官员们都很廉洁，起码的生活水准和必要的官场体面也总得维持。何况低薪制度和官治体制（即“官本位”）也不相容。很难设想，在一个以“官”为“本位”的国度里，官员们竟然会是一副捉襟见肘的寒酸相。本来，正确的做法是“高薪养廉”，即一方面大量裁减冗员，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官员的俸禄，同时禁绝一切“小费”，也不准公车私用、公费吃喝等。但这是做不到的。[11]首先没人敢提，因为“高薪”的方案，与前述道德原则不符，谁也不愿去背道德的罪名。其次，许多官员也不愿改变制度。因为薪水提得再高，也不会超过灰色收入。于是便只好对前面所说的“常例”睁眼闭眼，同时允许地方官的生活费、招待费、馈送上司的礼品费等等，均可以用公事的名义向地方摊派，或用公款报销。

这种变通办法的依据，也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的学说中原本就有“经”和“权”的说法。经就是经常，权就是权变，也就是允许在不改变政策的前提下通融，因此总算是有了“理论根据”。然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官员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要说为民表率，能保住自身的节操也已经很不容易。

结果，文官们便大体上分成了三类人。一种是像海瑞这样极廉，这类人很少；一类是像严嵩那样极贪，这类人也不多。更多的人则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明德知礼，知道一个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后应该廉洁奉公、自我牺牲，却又无法抵御那些“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他们多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随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数额不大的“好处”，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这在当时，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不过，高尚的道德总是要受到表彰和鼓励的。在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就尤应受到赞扬。这种赞扬不但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出自不少人的内心。于是一些人又发现了一种沽名钓誉、投机倒把的好办法：贩卖道德。

人臣的道德，除了忠以外，无非两种，一是廉，二是直。无论何种，都能赢得声誉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但靠廉洁来获取“清名”，远不如制造“直声”来得便当快捷。具体的做法，是找一个题目去批评皇帝，犯下大不敬的罪，受到廷杖、降职、罢官、流放等惩罚，却可以赢得“直臣”的名声，为今后东山再起、名垂史册打下基础。这样一种“苦肉计”，就叫做“讪君卖直”，也就是讪议人君、贩卖正直。臣僚靠诽谤君父来博取声名，当然决非帝国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却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如前所述，帝国的制度已经默认了官员可以过双重生活，同时又坚持以道德治国，并不肯承认那道德不过只是门面。

海瑞政敌的做法，便正是诬蔑海瑞“讪君卖直”。这一手是很毒的。首先，海瑞之所以打不倒，就因为道德高尚。但如果被指控并确认为“讪君卖直”，那就不但毫无高尚可言，而且是最阴险最卑劣的小人，要遗臭万年的。其次，万历最痛恨“讪君卖直”，有一个名叫邹元标的监察官便曾受到这一指控。这一回如果能把这顶帽子扣在海瑞头上，他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他们在海瑞头上扣了一大堆帽子，有“贬夺主威”、“损辱国体”、“诋毁孔孟”和“崇诡饰虚”等，总之是要把海瑞说成既骄且伪、卖主求荣的坏人。显然，政敌们的预谋，是不但要把海瑞斗倒，还要把他搞臭。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当然，这话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既道德高尚又长于任事的人才是国家栋梁。但，比较有操守的人已属凤毛麟角，又上哪儿找德才兼备者去？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临终前一定死不瞑目。

海瑞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空洞。往大里说，是如杜甫所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往小里说，也不过就是消除腐败而已。腐败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好处，政府为什么要放任，皇帝为什么要纵容？他想不通。

当然想不通的。海瑞不可能知道，腐败是权力造成的。权力，尤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地具有导致腐败的潜在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取种种个人利益（金钱、美女），又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和惩处时，有多少人能抵御诱惑、洁身自好呢？这简直就像给了一个人大把的钞票，却又不准他购买任何东西一样困难。

权钱交易在海瑞出山前多年便已普遍存在。当时甚至有这样的生意：一些放债人故意把钱借给穷困的京官。因为该官一旦外放为地方官，收回的利息往往极为可观。还有人借钱给人去买官，收效也一样。显然，这种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归根结蒂就在于权力是可以换钱的。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诉诸道德，寄希望于各级官员的道德修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帝国规定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担任官吏，则官吏必不腐败，因为腐败是不道德的。这种想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真烂漫。用道德来制御权力，根本就靠不住。首先，道德是一种软控制，它只能诉诸良心，而一个人如果良心已丧，道德也就无可奈何。其次，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可以伪装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人我们并不少见。第三，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人身边全是贪官污吏，便很难保证这个人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帝国有什么办法识别真伪呢？没有。有什么办法防微杜渐呢？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