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此朋友（第4/5页）

然而杨名时也好，李绂、谢济世也好，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君子。他们为人正派、清高，不贪污，不受贿，不投机，不钻营，敢于犯上抗颜，据理力争，很有些为真理而献身，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怎么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

雍正自有说法。他认为，小人有好几种。一种是钱名世式的，特点是投机钻营；一种是年羹尧式的，特点是忘恩负义。这两种小人，容易被人识破，所以无足为虑。还有一种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险。他们的特点，是沽名钓誉。正因为是沽名钓誉，因此他们往往做正人君子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最能迷惑群众，混淆视听。由是之故，他们的危害性也最大。在雍正看来，李绂、谢济世、杨名时就是这样的小人。所以，朝野上下越是同情他们，雍正就越是要狠狠地整治他们。雍正这个独裁者，是从不顾忌什么舆论的。

在雍正看来，杨名时这一类人，向来就“喜沽名邀誉，置国家之事于度外”。这些人表面上看并不贪财，好像没有什么功利之心，其实，他们的利欲比谁都大。这个利，就是名，就是他们自以为得计，可以用来到处招摇撞骗的所谓“清名”。他们不贪污、不受贿，为的是这个“清名”；敢抗言、敢犯上，为的也是这个“清名”。为了这个“清名”，他们置国家、君父于不顾，放肆地宣扬自己的观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全然不把安定团结之类的大局和君尊臣卑之类的礼法放在眼里，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众人喝彩，青史留名。雍正认为，这就是私，就是欲，就是不诚，就是无君！那好，既然尔等心中并无君父，朕的眼里也就容不得你们。你们不是要青史留名吗？朕成全你们，把你们都斩尽杀绝，看看还有没有人敢于效法？

雍正的上述心理，不难从他的许多朱批、上谕中看出，而他与杨名时等人的分歧，正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所在。依照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们有道德。因此，有没有道德，就成了区别君子和小人、好人与坏人，甚至人与非人的惟一标准。杨名时他们这样认为，雍正也这样认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杨名时他们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却又各不相同。这就不能不发生悲剧性的冲突。

杨名时、李绂、谢济世，还有陆生楠，他们都是饱读诗书、学问很好、满腹经纶的人。一个人，书读多了，便不免会思想，也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独立见解，却超不出儒家学说的范围，尤其在道德问题上，更是恪守儒家观念。只不过，他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因此，他们深信，道德修养是个人的事情，即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为仁由己”，则“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处以公心，问心无愧，就是“仁”。至于是否获得功名利禄，以及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萦怀。这个“别人”，就包括皇帝在内。这正是他们敢于和皇帝唱对台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当仁不让”。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既然可“不让于师”，当然也可“不让于君”。即便被君王罢斥或杀头，也无所畏惧。因为“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么，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观点、学说而死，也是“杀身成仁”。显然，谢济世们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他们理解的儒家道德并不矛盾。

雍正的理解也没有问题。儒家道德观念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体的道德。这些具体的道德都存在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为人臣者，以“忠”为德，却居然闹起独立来，那还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别痛恨那些特立独行，以道德自律、以道义自负的文人士大夫。如果他们自许清廉，则更加痛恨。因为清廉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而这些好名声又会增加他们对君主保持独立的资本。结果，在雍正眼里，这些“清官”就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只不过偷钱，清官却要窃名，而窃名就是窃国。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所以，雍正特别喜欢“孤臣”。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经历、处境、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从来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他多次告诫臣僚：“人是最难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劳，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惟求诸己好。”“只要不走声气，不迎合权要，一己之费能几何，自然就容易了。”他还说：“一切总仗不得，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因此，“当取出大丈夫硬心肠，发狠做去”。他甚至要求臣下连家人后代都不要管：“儿孙自有儿孙福，且照顾自己为要。”“要看得透，万不可被亲友子孙为己累。”雍正的性格和为人如此，则他对于所谓“朋党”，就不但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对，也有因于心理原因的忌恨。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惟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于是雍正便只能去体验孤独了。四年（公元1726年）端午，雍正作诗云：“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这可真有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