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如此帝国（第3/4页）

雍正认为意义很大。首先，耗羡归公，就像今天的“费改税”一样，是为耗羡正了名，也为耗羡作了规范。过去，耗羡名不正言不顺，又不能不收，结果是乱收乱摊派。国家得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老百姓却加重了负担，于国于民都不利。现在，耗羡归公了，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官县官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乱摊派。这样，老百姓并没有加重负担，国家却得到了好处，于国于民都有利。

其次，端正了上下级的关系。过去，征收耗羡的，是州官县官。支配这些附加税的，也是州官县官。他们的上司，既无从征收，更无权支配。当然，州官县官收了耗羡，也要分送上司，结果上司反倒成了靠州县养活的人。这样一来，就势必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也就是说，州县的贪墨会越来越猖獗，而上级的监察反倒越来越疲软。为什么呢？拿了人家的手软么！

耗羡归公以后就不一样了。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管理下级。所以，耗羡归公虽然麻烦一点，却不是多此一举。这就是雍正所说的：“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颠倒一下，大不一样。

因此雍正相当看重这一道手续。耗羡归公初行之时，一些州县认为其中一部分反正要返还，干脆先扣下来算了，免得麻烦。然而雍正不准。他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如果允许州县自行留成，那比例一定没有谱，“势必额外加增，私收巧取，浮于应得之数，累及小民”。上司因为应取之数已足，也就不再过问，结果难保不产生新的腐败。因此，耗羡必须全部如数缴公，再由督抚按数发还。宁肯麻烦一点，也要堵住漏洞，防患于未然。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一百八十两，而福建总督（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两千两，倍数也很不小。雍正的意思很明确：你们的合法收入已经够用了，再贪污就是存心找死。

养廉银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官员收入的公开化。以前，官员们收耗羡，收礼金，收常例，全都是“黑箱操作”。谁贪谁廉，弄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以后谁的收入和养廉银差距太大，就可以查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雍正在推行养廉银制度的同时，还做了三件事情，或者说三个配套措施。一是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正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有所津贴。二是规定办公费用。这些办公费也发给各地方官，任其使用，不再实报实销。这样一来，官员们办公，用的就是自己的钱，当然要学会节约。结果，借口办公要用钱而损公肥私的漏洞堵住了，奢靡之风也刹住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取缔陋规。具体地说，就是严禁馈送礼金和索取规礼。所谓“规礼”，就是约定俗成的礼金。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衙门里就要收门包（也就是开门费和通报费）十六两。缴纳一千两税银，则要另缴三十两手续费。下级拜见上级，本来是谈公务，却要先用银子作敲门砖；纳税人缴税是尽义务，却要另外拿钱答谢收税人。这是什么规矩？混账规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缔。他很赞成田文镜的观点：“欲禁州县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陋规。”因此雍正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

可惜没有。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历来被吹捧得无比之高的高宗纯皇帝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十四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十六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一百倍。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雍正的改革不及二世而斩，流产也未免太快了一点。

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雍正以前，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虎头蛇尾、不得善终的改革。究其所以，无非决心不大，力度不强，准备不足，思路不对，配套措施跟不上等等原因。这些问题，雍正都没有。第一，雍正是皇帝，而且乾纲独断，大权独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这是历代改革名臣所无法比拟的。第二，雍正久在藩邸，辅政日多，做皇子时，就已经洞悉帝国弊端，对将来的改革早有成熟的思考，可谓预谋已久。第三，雍正的改革，思路完全对头，措施也很得当，可谓紧锣密鼓，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切中肯綮。许多做法，直到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雍正完全具备一个改革家的条件和素质。他自信十足又洞悉下情，勤政不息又讲究效率，刚毅果断又处处小心，广开言路又从善如流。他不是自不量力又好大喜功的皇帝，也不是好胜心切又文过饰非的庸主。他的强力意志和铁的手腕，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基础之上的：关外旗人的剽悍英武，预政皇子的丰富阅历，满汉文化的精神熏陶。这就使他的改革，既能有大动作，大手笔，又防微杜渐，严丝合缝，总之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