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谁是赢家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看作无识之见。他说：“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他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言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告官的事都极为罕见（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记录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记录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收入卷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他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那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雍正的观点。雍正阐述完毕，再问曾静有何话说，因此无妨看作雍正与曾静的法庭辩论。不过，这种法庭辩论，世界上独一无二。被告并不出场，由法官代表被告发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问，原告回答，实则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辩，只能赞同被告观点，并批判自己，或为自己辩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辩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律师出场。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制度。即便有，也不会请。雍正没有必要请律师，曾静则没有资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四、曾静、张熙等人思想改造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词和曾静新著《归仁说》。这时，曾静和张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处分并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世祖章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万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之昌盛。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极致”，哪里比得上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强！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最后曾静辩解说：“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辩论记录，风格大体如此。

这样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刻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位的合理合法。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