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谁是赢家（第2/4页）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却嫌不够。他还要做到“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理”来。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作开明状。

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从接到岳钟琪密奏的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草率从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种“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国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优待曾静——当然是在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吃尽苦头又吓得半死以后。比方说，审讯时要和颜悦色，耐心开导；押解来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国的太平景象，体验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泽；到京后住幽馆别墅，过舒适生活，让他知道悔改的好处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机密文件都赐给曾静阅读，让他看看他被辱骂的这个皇帝，究竟是昏君、暴君，还是仁德之君、有为之君、开明之君。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盘推翻了自己过去对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说自己从前是畜生，现在才转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人，真是应该千刀万剐。但就是千刀万剐，也要尽人子的孝心，尽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宽宥，他曾静愿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户去批判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宣传当今皇上的仁政和圣德。

不能说曾静说的都是假话。他这些话，毕竟不是逼供逼出来的。但这些话究竟有多大价值，却值得怀疑。因为曾静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没多少思想和学问，充其量不过一个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说要一举推翻大清王朝，让吕留良或者他自己来当皇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这家伙原本就没有什么分量，即便幡然悔悟，也没多少价值。而且，因为他让家乡父老大丢脸面（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贻羞桑梓”），因此他回到湖南做报告时，长沙城里还贴出了匿名的传单，扬言要把他从官府中抢出，沉到深潭里处死。

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否定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肉，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兽。“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即为当时之民谣，并为曾静的控词所引用。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很是麻烦。雍正自己的麻烦也不少。康熙末年，储位斗争隐蔽曲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和不可解之谜。雍正依靠自己的冷静、沉稳、权谋干练、胜人一筹并脱颖而出，但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却难免篡位之嫌。此外，打击允禩兄弟，惩治年、隆诸人，迭兴大狱，株连甚多，难免给人以“残暴”、“灭亲”、“诛忠”、“屠臣”的口实；锐意改革，铲除积弊，清查钱财，整饬吏治，摊丁入亩，打击朋党，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是追赃，又是抄家，又是罢官，又是杀人，也难免蒙受“操切”之讥。由于当时能够左右舆论的，多为“持不同政见者”，因此舆论对雍正颇为不利。他被描绘成篡夺皇位的伪君、没有人伦的畜类、残忍戾虐的暴君。曾静的指控，不过是社会舆论的集中反映。这些舆论，雍正以前也有风闻，但只能把无名之火憋在心里，发作不得，因为找不到对手。现在，曾静自己跳了出来，这就给了雍正一个机会，一个洗刷自己冤屈和为自己辩白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这一洗刷和辩白，如果由诽谤者自己来进行，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够扳本，而且还有红利。

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静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确不同凡响。没有几个专制帝王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此类案件。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谁要胆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就把谁抓起来砍脑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脑袋之前，还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么尴尬事体，则三缄其口，把盖子捂得严严的，一点风都不让透出去。将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众的健忘和弱智。像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