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5/8页）

我们未必喜欢假，却已经习惯于假。终于，习惯也成了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就让真实去承担“虚假”的恶名吧。

对这个现实，我非常悲观，并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一种商速发展的时期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灭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巨大的、规模堂皇的仿古建筑又被建设起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余秋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意思：一、古迹必须保护，但也不能把古迹的范围无限扩大，对于保护的项目、内容、数量、范围、方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论证；二、对于仿古建筑，不能加上“假古董”恶名一概反对，这是现代建筑学家撷取传统风格进行再创造的美学权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级，体现整体气韵。

城市建设是专业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很多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和审美标准。对此，城市领导者不应该越过专业意见而武断决定，也不要对于传媒间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议论过于在意。很多民众和那些喜欢发表意见的文人对于当代建筑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数意见偏向于街坊戏谑式的保守、坐井观天式的幼稚，他们应该获得高层次的专业引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盘点三十年来的得失，对于这三十年来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余秋雨：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发展很好，在文化上问题很大。八十年代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假、大、空”的排场文化盛行，并互相攀比，对民众和领导产生普通误导，以为这就是文化繁荣：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速度缓慢，完全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在主流文化领导部门和作协、文联等机构，基本上看不出体制改革的任何大动作，只有近两年才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静；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并越来越走向极端，严重抑制了已经急不可待的文化创新：

第四，大量纸质传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质上严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冒充民意、伪装正义来攻击文化创造者的阵地，由于这些传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磨损机制已远远超过文化创造机制：

第五，文化立法严重滞后，对于打击文化领域的盗版、诽谤、诬陷依然乏力，结果，二十年来文化名家出现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现了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扑灭的状态。

前段时间曾经有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余秋雨：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余秋雨：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余秋雨：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余秋雨：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窗，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余秋雨：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若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