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6/7页）

留存的手稿里，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早期的日记一直由索尼娅保管，但最近十年的日记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索尼娅一直想把这十年的日记要回来，一方面因为这些日记的发表可带来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索尼娅不愿让这些真实记录着夫妻间不和的日记公之于众。她派人到切尔特科夫那里要回日记，被切尔特科夫拒绝了。她甚至以服毒和自缢来威胁，要切尔特科夫归还日记。托尔斯泰无法忍受索尼娅的狂怒，便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把日记取回来，却并没有交给她，而是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为此，切尔特科夫写了一封信给他，关于这封信，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收到来自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充满埋怨和责备的信。他们让我心碎，有时候我真想离开所有这些人，一个人走得远远的。”

很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便一直想要远离混乱和困苦的尘世，去某个地方隐居，在孤独中进行自我完善。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托尔斯泰把这种愿望的实现交由两个小说中的人物，《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真实写照。如今，他的生活状况使得他更想及早地实现这一愿望。妻子和儿女们使他烦恼不已。朋友们认为他应该完全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们的责备也是他苦恼的来源。甚至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言行不一而备感痛苦，他们几乎每天给他写信，在信中责备他虚伪，这让他万分伤心。有个虔诚的信徒来信请求他放弃自己的庄园，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亲戚和穷人，不能留下一个戈比，然后再像乞丐一样去流浪。托尔斯泰写信回复他：“我被你的来信深深打动，我的梦想和你建议的完全一样，但目前我还做不到这点，这其中有太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必须不能影响到其他人。”其实，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根源往往深埋在他们的下意识里，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去践行他的朋友的建议和自己的良心要求，是因为他下意识里并不真的想那样做。作家的心理通常有一个特点，虽然对于每个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来说，这个特点显而易见，但我还从未听人正式谈起过，那便是：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作品便是他们内心因为某种原因而遭受压制的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便你叫什么）的升华，这些东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后，作家便摆脱内心的压力，不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然而，这种发泄方式并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仍然会有某种缺憾留在他们心中。这正是为什么作家大多会赞美体力劳动者，因为动笔的人会怀着一种不自觉的妒意羡慕行动的人。托尔斯泰热衷于体力劳动，很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某种欲望的压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没能发泄掉自己全部的欲望，他想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而这种无意识的宣泄行为，却被他真诚地认为是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

当然，托尔斯泰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他以最动人、最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作家本能。我想，他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加鲜明，才在他那些带有说教性质的论著中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好好想一想，这些观点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也许他就不会把它们发挥到如此绝对的地步。他的确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上虽不被允许，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但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整个立场，因为既然妥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那么要想彻底践行他的理论就是不可能的事，他的理论就一定有问题。然而，即便托尔斯泰自己想做出某种妥协，那些一批又一批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满怀崇拜心情的信徒也不会同意，这便是托尔斯泰的不幸。信徒们逼迫这位老人做出某种戏剧性的行动来满足他们的愿望，这确实有些残忍。托尔斯泰的学说牢牢地禁锢住他自己。他的著作引起的强烈反响（当然并不全是灾难性的）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崇拜和爱戴，这一切都把他推向了一条他并不想走的绝路。

这是因为，尽管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并在旅途中去世，使他决定出走的并不是良心的感召或信徒们的催逼，而是为了暂时逃离他的妻子。事出偶然，那晚他上床睡觉，不一会儿听到妻子在书房里的纸堆中翻找什么。由于自己不久前瞒着妻子立下了一份遗嘱，这个秘密一直盘踞在他心中，他随即想到，一定是索尼娅听说了这件事，所以她想找到那份遗嘱。于是他在她离开书房后起床，拿了几份手稿，打包了一些衣服，叫醒一位正住在他庄园里的私人医生，说自己打算离家出走。这时，亚历山德拉也醒来了。他们把车夫从床上叫起来，套好马车，在私人医生的陪伴下，托尔斯泰上了马车，驶向火车站。早上五点，火车站很拥挤，天下着雨，寒风凄凄，他们不得不冒着风雨站在车厢末端的露天小平台上。托尔斯泰有个妹妹在沙玛丁的修道院里当修女，他们在沙玛丁下了车，并且和随后赶到的亚历山德拉集合。亚历山德拉带来消息，母亲已发现他们的出走，并且想要自杀。这件事索尼娅以前可不止做过一次，只是每次她都下不了决心，不过是在家里引发一阵忙乱和纷扰而已。亚历山德拉建议托尔斯泰继续赶路，一旦母亲知道他在哪里，肯定会匆匆赶来。因此，一行人登上了去罗斯托夫的火车。由于之前就感冒未愈，经过火车夜行的折腾，托尔斯泰病得更加严重了。同行的私人医生只好让托尔斯泰在中途一个名叫阿斯塔波夫小车站下车。站长在听说病人是托尔斯泰后，马上把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

第二天，托尔斯泰发电报给切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则偷偷写信给她的哥哥，要他从莫斯科带一个医生过来。由于名气太大，托尔斯泰的一举一动实在很难保密，不到二十四小时，索尼娅就从新闻记者那儿得知了他所在的地方，带着孩子们赶到阿斯塔波夫，这时，托尔斯泰已病得十分严重，为避免打扰到他，医生没有让她走进房间。很快，托尔斯泰生病的消息便传到了世界各地。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阿斯塔波夫的车站上挤满了政府代表、警察、官员、新闻记者、摄影师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临时居住在侧线上停靠的火车车厢里，当地的电报局一时也忙得不可开交。陆陆续续来了更多的医生，托尔斯泰的床边最后有五个医生同时照看。他经常处于昏迷中，清醒的时候则在担忧妻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索尼娅就在房间外面，他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一生都惧怕死亡，可现在他不再害怕。在清醒的时候，他不断地叫喊：“逃吧！逃吧！”索尼娅被允许进房间探望他的时候，他已失去知觉。她跪在地上吻他的手，他叹了一口气，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了妻子在自己身边。1910年11月7日，一个星期天，早上六点过几分，托尔斯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