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通俗的小说（第4/6页）

滑稽小说的艺术水平也颇为可观，绝不能以无聊笑谈视之。如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每一个故事都极尽巧思，有铺垫、有悬念，把包袱抖在最后，令人久久回味。例如第四节写一个窃贼偷到一个皮包，内有珍贵木刻和一封信。窃贼贪心不足，按信去冒领更为珍贵古董——水盂，结果反被失主骗回木刻，窃贼所得到的水盂原来是一只狗食盆而已。耿小的著名的《云山雾罩》，巧妙运用《西游记》的人物，讽刺人间现实，全书十一章的标题依次是“行者八戒沙僧再降世”，“八戒大闹游泳池”，“孙行者活捉绑票匪”，“沙和尚溜冰花样翻新”，“孙行者大战金刚与人猿泰山”，“三圣又折回东土”，“孙行者遍游七十二地狱”，“八戒吓走扶乩人”，“逛天桥大圣批八字”，“寻沙僧行者入人火星”，“回故土三圣得团圆”。从这些标题，即可看出其中妙趣横生，看出作者过人的想象力来。耿小的之作特别善于信手拈来，把人情世态讽刺得入骨三分，并能在讽刺背后透出一股悲凉。滑稽小说极容易流于耍贫嘴，卖弄噱头，而徐卓呆、耿小的这样的作家都能够从文学创作的大局着眼，力求提高作品的档次，这是十分难得的。

总之，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不但超过了以前的数十年，并且也超过了同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抗战结束后，通俗小说渐渐衰落，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不太正常的状况，因此，探讨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特色，对于研究新时期以至于所谓“后现代”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满怀愁思入沉冥，残月街头酒半醒。

君是过江一名士，可能伴我泣新亭。

这是上海《小说月报》1942年3月号上一首题为《赠郁达夫》的七绝。读者也许会惊讶此诗的大胆，竟敢公然表露国破家亡之思，而且还不乏呼朋引类的煽动之嫌。

其实，沦陷区的文化工作者虽然有“我自闭门无冷暖”的一面，但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一面。沦陷区通俗文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通俗文学自生自长的内因，也有文化工作者们大量的自觉努力等外因。

首先，第一方面在客观环境上，沦陷区的通俗小说占有天时地利。

先锋文学的急剧萎缩，为通俗文学让出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并相对突出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进而把先锋文学的一部分功用转卸到通俗文学的肩头。

沦陷伊始甚至以前，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就或整或零地向大后方次第撤离，使沦陷地区的先锋文坛短期内几乎处于被抽空的状态。京、沪两大文学中心的骨干在“文章下乡”、“文章人伍”的旗帜下纷纷奔赴西南。而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的，或则像梅兰芳蓄须明志一般，罢手不写，或则像周作人苦茶自饮一般，强颜涂抹，根本布不成先锋之阵，其余的只好降格以求，由雅入俗了。沦陷区偶尔能辗转得到身在大后方的先锋作家们的一点墨宝，不胜欣喜，十分重视，总是置于刊首，仿佛获得了总统题词一般。（例如《春秋》杂志第一年第五期，第二年第一、二、三期）这样，通俗文学便得到了一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天赐良机。先锋文学的萎缩，不仅是拱手割让出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去除了多年压在通俗文学头上的蔑视，使通俗文学感到了一点文学品位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沦陷区文化市场对通俗小说有着特殊的期待视野。

沦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心态。如果说在沦陷之前，许多人还抱有速胜论的乐观情绪，喜欢看“与抗战有关”之作的话，那么沦陷的无情现实，不能不粉碎狂妄自大的速胜说。

“前途崎岖蜀道难”，这样悲观的看法恐怕是沦陷区的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的。身陷铁蹄之下，山河光复需待时日，但人总还要生存，生存又不能仅仅是饮食男女，于是，在政治不能谈，也无甚可谈的境况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对国事的焦虑渐渐转化成麻木和忘却，许多觉悟不高的民众被迫安于灰色的生活，只能从通俗文化中找到一点慰藉或者是刺激。随着战事的推移，“国家”、“民族”仿佛渐淡渐远，而身边琐事却日益凸现。正像当时有人诗中所说：“半壁河山地尽焦，忧时志士尚寥寥”，“国事蜩螗何足问，周严婚变最关己。”（指周璇、严华）《春秋》杂志上开设有“春秋信箱”，读者来信中，诉说的尽是个人生活的烦恼，诸如婚外恋问题，单相思问题，孤独症问题，以及求学谋职、养家等问题。普普通通的市民生活在动荡之后重新稳定自己的秩序，文化市场所需求的精神产品自然要制约于市民生活的情趣和水准，这便使得通俗小说的勃兴有了十分适宜的土壤。

从生存气氛上看，沦陷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压迫和控制先锋文学，宽容和放纵通俗文学，使先锋文学生存得比较艰难，而通俗文学则比较舒畅。虽然统治者并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从一般文学出版物的处世姿态上，可以找到明显的根据。

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除了公开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官方色彩较浓的以外，大多数刊物都断然回避政治，毫不隐讳自己的胆怯。

《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说：

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饨，亦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

这里的“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正是对当下境况和具体问题的逃避，而像武侠和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恰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载体。这篇献词接着说：

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如骂我们低级趣味。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两种高压：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这两种高压的夹缝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违背“时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征稿导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强求自圆其说，而其不涉政治的声明则宛如一种低声的控诉。如《大众》的《征稿简章》说：“赐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载者，请于一个月内取还。”《小说月报》向职业青年征文的简约说：“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这不正是当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