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我写的是命运本身

你写《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的初衷是什么？

许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还是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后记里的一段话来回答吧——我对中国诗歌的关注最初是从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开始的，随后就转到了西川、于坚、海子等“第三代诗人”身上。如果说北岛、顾城等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海子、柏桦、韩东等“第三代”是我们“70后”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无论是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字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想用自己的笔，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于是，2002年秋天，我向这个愿望迈出了第一步。

在已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涉及不少著名诗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写作中是否曾有过顾虑，或因此受到一些干扰？对这些“隐情”，您又是采取怎样的立场？

受到过一些干扰，比如个别诗人读了初稿后，抱怨我没有论述他们自认为的“重要作品”，或者认为某个章节深度不够，等等。但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干扰”，不如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由此我会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视角出现偏差、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理论性，等等。可以说，没有这些“干扰”，已经出版的两部《诗歌史》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质量和影响。

诚如你所说，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关于诗人的“隐情”。在这方面，最初，我为自己订立了三个准则：1．当诗人明确表示不希望我提及他的某段往事，而我又觉得那段“隐情”必不可少时，我考虑的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怎么写才能做到让对方接受而又不影响我的立场。2．如果仅仅通过调整行文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会很委婉地表达我的意见：缺乏了这些段落，他的形象就不是真实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不愿意读者把他当完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所以，我的书中，必须对他们有所“不敬”。3．如果我的上述建议仍然没有获得理解，那么我会返回来，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的材料来源以及可信度，如果是确切无误的，我就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和事实了。

事实上，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这书里，虽然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但被我论及的诗人们并没有表示异议。当然，我知道，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的意见正确，而是诗人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

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您首次披露顾城杀妻背后的隐情，也直接采访过顾城的姐姐，您是怎样看待顾城的生存状态的？

说我是“首次披露”，这不敢当，顾城杀妻的隐情，其实很多人都“披露”过，只不过各有说法，我只不过是收集的材料多一些、全面一些；同时首先从把顾城当作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动笔前就给顾城预设了一个“杀人凶手”的身份。所以，和某些“知情者”的文章相比，我的论述更公允，更客观和人性化。

顾城给我的印象，不仅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还是一个心理不够健康的成年人。很多男人可能会悄悄向往过顾城的生活，但他们止于“悄悄”，而顾城却把它变成了事实，这就注定了最终的命运。我和顾城的姐姐顾乡通了两次长话，顾乡对弟弟的爱，以及她对某些“伪知情者”的言论的厌恶，在电话中显露无遗。我一直认为，在“顾城袭妻”事件中，顾城和谢烨之间，没有谁是完全无辜的。当然，我同情顾城，但不会原谅他在最终一刻对妻子举起凶器的行为。

您说“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是哪两次让您落泪的，能聊聊这种感触吗？

写到顾城给木耳的诗歌时，我流泪了。那时候木耳才五六岁，而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即将走向死亡。一个六岁的孩子，没有了父母，而且很可能一辈子承受“父杀母”的回忆，他的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在写到这一部分时，我的女儿也是木耳那个年纪，所以我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第二次流泪是在我写完全文之后，我想到了自己为写这篇长文所付出的精力，想到了顾城与谢烨童话般美丽又凄惨的人生，真是禁不住悲从中来。诗歌那么美丽，诗人那么单纯，但是美丽与丑陋、单纯与暴烈仅仅一纸之隔，一捅就破，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对于很多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读者也想知道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比如海子卧轨自杀的真相等。

很多人都以为我能力很强，掌握了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内幕，其实，我只不过是下的笨功夫比别人多一些而已。我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相关当事人的文章、日记、访谈，以及知情者的回忆。与一般的传记作家不同的是，对同一件事情，我会尽可能地找到更多的不同当事人的论述，然后从中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果对多种说法拿不定主意，我会将这些说法一一列举出来，让读者自己从中寻找答案。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于对相关人士的采访和了解。如果说查找文字资料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那么，对相关人士的接触、交流与采访则要相对“独家”一些。比如西川在邮件中告诉我海子卧轨时的真实状况，比如柏桦长达十年的畅销书作家生涯，这些内容都是很少人了解的，后者甚至是独家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与诗人们的面对面交流，或者时常能够通过各种会议碰面，这就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角度。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我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平时与很多诗人有交往，这种天然条件使得《一个人的诗歌史》涉及的诗人虽然早已为人熟知，但仍然觉得很新鲜。

在写第一本时，据说您花了七年的时间，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完成创作的？

如果连2010年也算上，那就是八年了，因为即使图书出版后，我仍然在不停地修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八年来我不是只写这一本书，我还同时写了其他作品。能够把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断断续续地坚持八年，主要是源于自己对诗歌的热爱。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现代诗歌，正是我笔下的这些诗人的作品激励了我、鼓舞了我。另外，我觉得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很倔强的成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而且尽力做好。因此，当我选准了“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角度后，我就决心要把它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