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宿命（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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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了。请特别注意小饭馆里第六个买包子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他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这就是说我若不能提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则我必排名第七，必吃一个包子，必遇见那个熟人，必耽误一至五秒从而必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还是坐在轮椅里。
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命。为什么？因为歌剧《货郎与小姐》结束的时候，是二十二点整。无论剧场离那家小饭馆有多远，也无论我骑车的速度如何，我都不可能在二十二点半之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术问题。这就是说，在我骑车出发去看歌剧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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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要看看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安排莫非去看那歌剧的了。
我说过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出事的那天我本该十八点一刻下班的，历来如此，这儿看不出上帝的作用。下午第四节课是我的物理课，十八点一刻我准时说道：下课！学生们纷纷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走到院子里找到我的自行车，我准备直接回家，我希望在出国之前能和二老双亲多待一会儿。这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个学生问我：老师，我能回家了么？我才想起，这个学生是我在上第四节课时罚出教室的。事情是这样的：课上到一半时，这个学生忽然大笑起来，他坐在最后排靠近窗户，平时是个非常老实的学生，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智商不高。我说请你站起来。他站起来。我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他低头不语。我说好吧坐下吧注意听讲。他坐下，但还是笑。我说请你再站起来。他又站起来。你到底笑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得出他非常想克制住自己不笑，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像女孩子那样，我一直怀疑他智商偏低。我说你坐下吧不许再笑了。他坐下但仍止不住地笑，课堂秩序便有些乱，淘气的学生们借机跟着大笑。我没办法只好请他出去，我说请你出去镇静镇静，否则大家都不能听课了。他很听话，自己走出去。放学时我几乎把他忘了，我相信他至少是性格里有些问题。可怜的孩子。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以后注意课堂纪律。结果他又开始笑，不停地笑。这下我有点儿生气了，我说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就这样我问了他约二十分钟，毫无结果，他光是笑不肯回答。这时候，我们可敬的老太太校长喊我：莫老师，有张戏票你看不看？我问是什么。歌剧《货郎与小姐》，看不看？怎么想起来给我，您不去吗？她说她非常想去，可是刚刚接到教育局的电话有个紧急会议要她去参加，看不成了，你看不看？我说好吧我看。以后的事情我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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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出院了。医院离家不远。我坐在轮椅里，二老双亲轮换着推我在街上走。杨树又已垂花，布谷鸟在晴朗的天上“好苦好苦”地叫得悠远，给人隔世之感。风吹鸟啼，渐悄渐杳，又听得有人喊我，莫非，莫非！是莫非么？我说没错儿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怎么，莫非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依你看我应该在哪儿？你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她睁大了眼睛，她好像才注意到我的两条腿：这是怎么弄的？我说这很简单，再容易不过了。她脸红一下，在上大学时我常对她这么说，在她经常解不出一道数学题的当儿。母亲又忍不住落泪，拉了父亲站到远处去。五个包子的问题，我说，或者一个茄子。我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地告诉她。她说真是真是，唉——我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命。她说，莫非你别这么想，莫非你要坚强，她眼泪汪汪的，莫非你要活下去。
遥远的姐姐来信也是这么说：你要活下去。谁也没说活下去是指活到什么时候，想必是活到死，可有谁不是活到死的呢？姐姐说，别担心，姐姐有一个窝头就有四分之一是你的（另外三个四分之一分别是姐姐、姐夫和小外甥的）。可我担心的是比窝头更重要的一些事，在活到死这一漫长的距离内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贤惠的姐姐无法给我的。
所以后来我就写写小说。所以后来女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是万般无奈沦落至此。如同落草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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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一直暗自琢磨，那个后排靠窗户坐的学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没完？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孩子智商肯定偏低，但他笑得那么莫测高深，恰似命运的神秘与深奥。孩子的眼睛或许真有超凡的洞察力？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看见了什么。我想我要是能把他当时的笑态准确地画下来，我就能向各位展示命运之神的真面目了。
若不是那神秘的笑，我便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一场《货郎与小姐》的歌剧票，我莫非博士今天已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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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艰难岁月，我喜欢上了睡觉。我对睡觉寄予厚望，或许一觉醒来局面会有所改观：出一身冷汗，看一眼月色中卧室的沉寂，庆幸原是做了一场噩梦，躺在被窝里心咚咚跳，翻个身踹踹腿庆幸那不过是个噩梦，然后月亮下去，路灯也灭了闹钟也叫了，起床整理行装，走到街上空气清新，赶往飞机场还去赶我的那次班机……
应该说会做噩梦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可以醒来，于是就比不会做噩梦的人更多了幸福感。
在那些岁月，我每每醒来却发现，我做了一个想从恶梦中醒来的美梦。做美梦是最为坑人的事，因为必须醒来。
要么从噩梦中醒来，要么在美梦中睡去，都是可取的。可在我，这事恰恰相反。
躺倒两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穿衣和住房，还为了这行当与睡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睡觉多着自由——想从噩梦中醒来就从噩梦中醒来，想在美梦中睡去就在美梦中睡去，可以由自己掌握。同是天涯沦落人，浪迹江湖之上，小说与我相互救助度日，无关谦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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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我的那个学生，那个一向被我认为智商不高的学生。他在一本刊物上见了我的小说，便串联起一群当年的同学来看我。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拉碴的，有两个正准备结婚。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说说笑笑很是快活。学生们提议，为莫老师成了作家，干杯！我这才想起问问那个学生，你那天为什么笑个没完呀？他仍羞羞怯怯推说不为什么。我换个问法，我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一只狗。一只狗？一只狗值得你那么笑吗？他说那只狗，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笑得不可收拾，但他终于忍住笑镇定了一下情绪，他毕竟是长大了，他说，那只狗望着一进学校大门正中的那条大标语放了个屁。大家都说他瞎胡编。他说我就知道说出来你们都不会信，反正那只狗确实是放了个屁，我听见的我看见的，很响但是发闷。大家还是不全信，说他有可能听错了。他便问我，莫老师您信吗？我没听错真的我没听错，确实是因为那个狗屁莫老师您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