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

褚时健的哀牢山和李经纬的病房，均属“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企业家的“极限情境”。

2008年夏秋之际，去云南红河州的弥勒县参加一个财经杂志的年会，归程且行且游，进玉溪境内，有友人邀约到一大湖边吃湖鱼火锅。此湖出于大山之间，缥缈旷远，据说极神秘，因事涉军事，在很多年的全国地图中竟未标出。友人遥指湖畔一峻岭说：“这就是哀牢山，褚时健在那里种橙子，不久前王石刚刚上山探望，吴君愿否一访？”

我在作企业史研究时，曾遍阅有关褚氏的种种报道，并专门写过一篇案例解读。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积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可是，到1996年他却因贪获罪。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在当年，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按律难逃死罪。

事发之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侦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发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一个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余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一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其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当年褚时健与老妻两人独上哀牢山，并没有想过“褚橙”的商业模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电子商务，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我由此联想起另外一位企业家的遭遇。

2006年，我创作《大败局2》，为了健力宝案，专赴广东调研。健力宝曾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饮料品牌，创始人李经纬白手起家，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然而在2001年前后，李经纬与当地政府在健力宝的产权改革方案上沟通失败，他被硬生生地排挤出企业，后又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我在粤期间，先后拜会了一些相关的核心及外围人士，但始终无法访到李经纬本人。有一次，他的一位身边人约我至广州的一家茶馆相见，详聊有关史料细节，我再次提出见面恳请，他用手一指窗外说，李总就住在马路对面的这家医院。

我凝视医院大楼，知道里面困居着一具委屈的病躯。

2013年4月，李经纬去世。10年间，他没有见过任何媒体或“外人”。听闻他的死讯，我当夜在微博中写文遥悼：“一瓶魔水，廿载豪情，从来中原无敌手；半腹委屈，十年沉默，不向人间叹是非。”

2014年在广州，又见到当年接受访谈的健力宝旧部，他说老人晚年将一部《大败局2》置于病床枕下，有乡亲老友到访，就翻出来说，这书里写的都是实情。

一言至此，举座凄然。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的哀牢山和李经纬的病房，均属“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到2014年年底，全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多达1200万家，个体工商户约3600万人，其和相当于西班牙的全国人口或两个台湾岛人口，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集群。但是，这些财富阶层的权益自我保护能力非常羸弱，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无从谈起，甚至随着贫富悬殊的扩大，因煽动而出现的仇富现象时时引发，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这两年，每逢“褚橙”新鲜面市，我都会去网上默默地订购两箱，一则感奋于八旬老人的创业励志，再则是品味一下哀牢山的甘甜与“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