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

虽说陶瓷二字时常并用，秤不离砣焦不离孟，法国人会统称为ceramique，但中国人都知道，两者不是一回事。后来欧洲人也大略明白了：陶是陶土捏了烧制的，瓷是瓷石和高岭土烧的。瓷器烧完之后，瓷胎色白，不吸水，坚硬致密，叩之声清脆。陶器的声音，相形之下，就沉厚朴实得多。像日本，陶器发展数千年，巍巍然有成，实是世界瑰宝，可是日本大规模自制瓷器，是1616年的事了：江户幕府都开了，茶圣千利休和弟子利休七哲们都做出一堆名垂青史的陶茶器了，这才开窑烧瓷器。许多关键的技巧、装备和人员，还是日本侵略朝鲜时，带回来的。

中国南北朝前，素瓷多为青色。只因原材料里，铁元素难以尽去。到唐朝，白瓷出来了，被唐玄宗一收藏，流行北方。那时节，许多老派南方人还是爱越窑青瓷，爱到偏执的，便觉得白瓷简直是异端，不能忍受。于是南青北白，俨然要划江而治，这事儿连茶圣陆羽都无法豁达，列三个理由：邢窑白瓷如银，越窑青瓷如玉；邢窑白瓷像雪，越窑青瓷如冰；最后，茶落在白瓷里泛丹色，落在青瓷里呈绿色——他的论证方式是：因为银不如玉、雪不如冰、丹不如绿，所以白瓷不如青瓷，听来简直有些强词夺理，但这就是当时的兴致所在了。

颜色是个敏感的立场话题。

但到了宋朝，争端就少了。一来五大名窑、八大瓷窑、各类彩瓷横生，南青北白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发现敌人来势汹汹，太盛大了，抵挡不住；二是那时节，瓷器也通用民间，不复为豪门巨室专用。什么事情，一旦大众化了，就没法硬性规定啦。

宋朝磁州窑的彩瓷，画笔普遍雄放恣肆。后来元明清诸朝画工就规矩细密得多，施彩用笔，不那么野了。可是日本茶人，处处都能看出禅意，就觉得宋朝这样略有野气的彩瓷才好，才美，飘逸洒脱，实在是神品。你告诉他们：宋朝画工大多不识字。人家更高兴：这是无师自通，道法自然啊！

名动天下的唐三彩实则不算瓷器，而是铅釉陶器。话说唐朝人视死如生，葬仪多摆陶瓷器，寻思着得五颜六色，才能两世相通，于是把低温铅釉技术施于陶器上，古代人当然不知道温度够高，各类氧化物就随铅熔剂扩散流动的化学原理，但看得到这么操作，能浸润出斑驳绚烂的颜色来。这技术一旦被学会，自然被举一反三。之后白瓷出世，虽然陆羽们不喜欢，但白瓷如纸，好做底版；铅釉技巧也能和白瓷结合，各得其所。

宋朝人要点茶斗茶，喜欢有花纹的瓷器，于是建窑烧出了著名的油滴盏，纹理点滴。日本人爱宋朝，从马远、夏圭这样的大画家，到油滴盏这样的宝物，照单全收。中国叫油滴盏，日本人发挥想象力，管叫曜变天目——曜变者，变幻如新月；天目者，天上眨眼的星星也——奉为至宝。日本大茶人武野绍鸥藏过一个白天目茶碗，秘不示人，后来辗转到了德川幕府手里；日本人后来开发出著名的志野烧陶瓷，都拜这玩意做师尊：天目天目，真是给我们开了天眼啊！

彩瓷到后来，就分了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上彩起初很简单：素瓷烧完了，冷却了，上颜色，再烧一遍。烧出来样式比较稳定，但浅，晒久了就表面磨损，不耐用。釉下彩的伟大代表就是著名的元青花了：瓷胎没上釉呢，就上颜料，上完颜色再上釉，然后烧一整天。最后烧得了，色彩经久不变，可以如周杰伦歌唱的似的，“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坏处当然也有：高温一烧，青花色会晕染散。

欧洲视角里，这么打过比方：釉上彩犹如欧洲的干壁画，容易画，不耐久；釉下彩犹如欧洲的湿壁画，耐久，但难画。世事难两全。当然，也有人独爱青花瓷的颜色晕染驳杂，觉得天然、梦幻又真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粉彩瓷时兴时，已是康熙朝。粉彩最妙处，在于线条分浓淡，于是有明暗，有深浅，也柔润，也严谨。雍正时白釉质地既佳，犹如好纸；施以软彩，也承当得起。早先大家在瓷上做彩，终究不像作画能随心所欲，说到底是单色系；可是粉彩一出，真就是能在瓷胎上作工笔花鸟了。

雍正出了名的敬业，业余也需要消遣。除了后世帮他安排的甄嬛后宫群，人也得有点高雅爱好：这就是粉彩了。雍正百忙之余，御批上也不忘念叨几句：粉彩烧造如何做，某花卉当用什么色。一个工作狂皇帝，最后制造出了雍正粉彩这古往今来最妖娆的瓷器，听来多少很喜剧。

当然，虽然瓷器在元明之后，乱花迷人眼，但对单色调的喜爱，还是没能被完全侵蚀。在明朝依然珍爱素瓷者有之，只是这多少是个气节问题，仿佛满房间挂着工笔仕女，你独自挂一幅水墨山水似的。明末张岱，爱喝兰雪茶，连吃了螃蟹、牛乳、鸭子这类重口味后，都不忘加一盏。他说兰雪茶做法，用禊泉煮，杂入茉莉，用敞口瓷瓯盛放，等冷了，用滚汤冲泻，看颜色如绿粉初匀了，倾向素瓷——很显然，在这时，素瓷就仿佛一张好纸，用来衬托兰雪茶的清新之色。

《金瓶梅》里，大夏天，潘金莲坐着一个豆青瓷凉墩儿，偏不坐椅子。瓷器凉墩儿，听着很有道理：古时无空调，夏天坐锦绣椅子，一定热死；豆青瓷凉墩儿，色彩也清新，坐着也凉快，想着就很舒服。除了拿来坐，还能拿来睡。宋朝就很流行瓷枕头了。李清照所谓的“玉枕纱橱”，其实就是色如玉的青白瓷枕。如是，瓷做家常用，基本和清火安神不离，加上古代人爱引申，把瓷和冰、玉的意思一勾兑，很容易得出瓷就是君子的结论——这意义就发散远去，不可胜记了。

陶瓷自然不只中国和日本人爱，西域诸国爱得尤其深切。茶马古道上，其实也运出去过许多瓷器。只是瓷器易碎，运来比茶叶还困难，怎么办？宋朝时有过个法子：瓷罐瓷瓮里装满沙土，押车而运。这法子看似安全些，但拉车的骡马牛就苦不堪言了：一整车的沙土，夯得严严实实，往外拖拽，欺负畜牲哪！元时有种说法，听来很玄幻，但似乎确实可行：说是在瓷罐里装泥土，撒种子，等瓷罐里长出了藤蔓，盘根错节，把瓷器护得严严实实，这时启运，就安全得多——虽然还是免不了各类损害。一言以蔽之，瓷器运输，损耗率极高。英国人说酿威士忌，总有百分之十几是白白蒸发掉，只好自嘲“天使偷喝了”。运瓷器，总有那么一堆儿是白白碎掉，也是同理。

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大肆流行，是个时运使然的事。话说17世纪后半段，路易十四把他的巴洛克爱好发挥到登峰造极，简单来说就是一切家具用品，或者黑檀木营造巧克力般的沉厚底色，或者靠金或黄铜编织璀璨华丽的景象，而且万事万物都得打大旋涡卷儿。但物极必反，到老来他也终于有点儿悔悟，而且奇怪地迷恋上了中国。1700年新年，路易十四坐了个中国式八抬大轿进凡尔赛，堂堂一国国王扮个县太老爷，还自个儿觉得挺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