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荒唐的出现绝非偶然

写完一篇关于日丹诺夫的文章，觉得写得不理想。想起了最近在《收获》等杂志上读到的李辉写姚文元、丁玲、周扬、沈从文以及梁漱溟的文章。李老弟台虽然年轻，无法亲临其境掌握第一手材料，但是他既能以今天前进了的眼光解剖旧事，又能体贴入微地进入彼情彼境，即使对于姚文元这样的人，他也尽可能地去体味他的逻辑，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而不是仅仅口诛笔伐一番。他的这一类文章人情人理，有情有义，揣摩勾画，栩栩如生。一个年轻人写上一辈、上两辈的事而能这样善于体察模拟，形象与理性思维并举，着实难能也。

遗憾的是，我写不成李辉文章的那个样子。我与日丹诺夫是太陌生了。我与日丹诺夫现象、日丹诺夫模式又是太熟悉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民革命凯歌先进的年代，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节节胜利而资本主义捉襟见肘的年代。现在见到西方一些有一点年纪的作家学者，他们回忆起五十年代的全世界“左”倾潮流，仍然向往亦感叹不已。用全盘否定乃至侮辱性的语言讲述苏联的一切，只能说是愚昧无知。

一九四六年，我还不满十二岁，日丹诺夫以他的强硬铁腕，以他的浩然正气，更是以他的权力背景——革命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以泰山压顶之势对苏联的文艺家搞了一次大批判、大整风。我当时是初中学生，已经追求进步，叫作党的地下组织的一名“进步关系”。当时，从白区报刊的报道（包括西方通讯社报道的译文）中以及从党的系统提供的“正面资料”中，都得知了日氏整顿苏联文艺界的消息。虽不知其详，仍感震惊。一九四八年我入党，后一年北平解放，更多地听到了日氏水平多么高、党性多么强的议论，只觉得是五体投地，匍匐致敬。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悖论，或者用海外的说法叫作“吊诡”。我之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与苏联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崇拜革命、崇拜苏联、崇拜共产主义都包含着崇拜苏联文艺。因而听说联共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猛批苏联的文艺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些痛苦。只不过痛苦很少而崇拜很多，更绝对不会想到日丹诺夫也可能不对。

为什么崇拜，为什么坚信不疑？那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好，中国人民革命也好，它都有一种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正义性。我们代表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用俄式说法叫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用中式说法叫作苦大仇深。第二，我们的一切行动不但具有一种正义性而且具有一种复仇性，叫作讨回血债，叫作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想一想千百年以来，劳动人民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文学与艺术统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盘踞，如今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一些个臭知识分子还不老实，还不卖块儿赎罪，还在那儿讽刺挖苦，或者还在那儿无病呻吟，哭天抹泪……想到这里岂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劈头盖脸地批你一通，还算是便宜了你！第三，革命所许诺的是通过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消灭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为了鲜红的太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搏斗。这样，不是战士便是叛徒，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不唱战歌就唱降歌，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一切都极端地尖锐化、对立化、严峻化，没有通融的余地。是的，当革命与反革命正在拼刺刀的时候，当革命浑身血迹地在反革命屠刀下面挣扎着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还搞什么幽默？抒情？讽刺？个人？艺术？象牙之塔？让资产阶级臭气熏天的货色滚开！让资产阶级艺术家们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向隅而泣去吧！

是的，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与全世界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带来了严峻与悲壮的激情，带来了近乎自虐的禁欲主义。反过来，愈是严峻、自虐与悲壮以及充满激情状，似乎就愈是革命，没有一点严峻悲壮激情，未免太不够味了。没有一点禁欲主义，哪里还看得出你理想的伟大崇高？正常舒服地过日子的人还能算是革命家、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吗？我想，这种心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原因。我亲自经历了这种愈整愈怕，愈怕愈佩服、愈激动，愈佩服、愈激动愈希望继续挨整、不断挨整的心路历程。我至今能够想象人们阅读日丹诺夫报告的时候的醍醐灌顶、山呼万岁，同时又是屁滚尿流、魂飞天外的激动情景。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指出联共中央的一系列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强烈地震动了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也震动了整个苏联的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刺激性，正是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特点。叫作翻天覆地慨而慷！就是不能搞请客、吃饭、绘画、绣花、温良恭俭让！

强刺激下面可以做到许多正常状态下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人们易于迷恋强刺激的原因。但是，同样正确的是，靠强刺激可以掩盖许多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简单地说，革命者也许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大大加速夺取政权的过程，却不可能靠强刺激的意识形态治国富国。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强刺激对作家常常是必要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最容易接受强刺激的。在强刺激下，作家可以写出激昂饱满的煽情之作，苏联文学是有成就、有影响的，苏联解体了并不等于苏联文学变成了废纸一大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仅仅靠强刺激、靠崇高与正义的自我感觉、靠豪言壮语和高谈阔论、靠苦大仇深的悲壮与严峻是不够的。治国不够，治文也不够。好作品的出现不可能是强刺激，尤其不可能是外加的强刺激、意识形态的高屋建瓴的作用的结果。这里，离开对文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的理解，离开对文艺的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全部特点，又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特点的理解，离开对作家的创作自由与创作个性的尊重，离开对本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学艺术成果的珍视，以为靠日丹诺夫式的施压与恫吓能导引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来，实在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日丹诺夫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四八年，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一九一五年，日氏十九岁入党，七年以后日氏二十六岁，当上了著名的特威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日氏二十九岁，担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〇年任中央委员，一九三四年任中央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并在基洛夫“被刺后”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与市委书记——其为斯大林重用信用可想而知。一九三九年任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日氏是根红苗正，一帆风顺，起点极高（一出手就是省级领导），而又连连升迁——平均每五年上升一次。据说他年轻时长得类似马林科夫，给人以文官乃至白面书生的印象，后来官体发福，极胖，未免脑满肠肥。这种形象的演变令人想起姚文元，当然姚与日丹诺夫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一九四六年他五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踌躇意满，天生方向正确，专门纠别人的偏、革别人的命的时候，自我感觉之良好非凡人能够体会。我可以设想他做着言辞激烈报告的时候那种自以为是、坚持原则、磨砺锋芒、高屋建瓴、一身正气、扭转乾坤、一言九鼎的膨胀得哪儿都装不下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