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荒唐的出现绝非偶然（第2/2页）

尤其，他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这种全知全能的根据一个是他的职务和这种职务带给人的自信，这种职务带来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文艺家俯首称臣的态势。另一个是他自己的才华，他在文艺上并非外行。尤其他竟然通音乐！请看他是怎样批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生活》与萧斯塔科维奇的吧。

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来论述“这部歌剧的彻底失败”的。由中央委员会出面宣布一部歌剧的失败，这种做法实在匪夷所思而又令人长太息以掩涕。他说：

“在这部歌剧中没有一个能使听众记住的旋律”，“……音乐是非常贫乏的。优美旋律被不和谐的而且同时是很喧闹的即兴曲调所代替”，“管弦乐的表现力在歌剧中用得极其有限”，“音乐既不和谐而且也不吻合剧中人物的心情……在心情最哀伤的时刻，忽然插入鼓声，但是在战斗的振奋的时刻，正当舞台上表现出英雄事迹的时候，音乐不知为什么却又变得柔和而且哀伤起来……”我的天，日丹诺夫正在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教授苏联作曲家作曲！从他的批评看来，歌剧《伟大的生活》政治内容上并没有问题，里边还有英雄事迹的嘛！被日氏批了个不亦乐乎的是纯粹音乐方面的事。那么是不是苏联人、俄国人压根儿不认识多来米法梭，是日丹诺夫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明的五线谱和各种乐器呢？绝对不是，俄国产生过柴可夫斯基，产生过强力集团的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谁让日丹诺夫懂了点音乐又当上了中央书记呢？与其让这样的人来领导文艺，还不如请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拉古尔洛夫来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呢！

日氏进一步细致地评论道：“……描写的是哥萨克人……没有用哥萨克人及其歌曲和音乐特有什么东西给标记出来……”，“歌剧本来应当充分描写北高加索各民族的充满事迹的生活——歌剧的音乐却和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民间创作隔得很远……”无独有偶，这种抓法真像是江青“呕心沥血”地抓“样板戏”。教给作曲家如何作曲，教给作家如何写作，教给农民如何种田，教给生物学家怎么样研究生命的起源……真是如同着了魔了哟！看，日氏一直训斥到萧斯塔科维奇头上。他引用一九三六年《真理报》上“遵照中央的指示”发表的文章说：“听众从第一分钟就被歌剧中故意造成的不和谐的纷乱的音流惊愕住了。旋律的断片，乐句的萌芽，一会儿沉落下去，一会儿冲撞上来……这种音乐是难以捉摸的，是不可能记住的……从爵士乐中借用了它那歇斯底里的、痉挛的、癫痫的音乐……”联共中央的威信就是这样被滥用着，被用来教授萧斯塔科维奇作曲。真是造孽呀！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呀！

这样的荒唐的出现并非偶然。这里表现出来的独断论、唯意志论、夸大狂，并非偶然。本来，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苏联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实验是人类的一个伟大事件，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态下搞社会主义，也确实是艰苦卓绝、十分严峻的。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志在建设一个能够解决已有的社会制度存在的一切弊端、完全摆脱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到这个社会建成以后，人们再回顾历史，将会发现过往的一切只不过是人类史的史前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过的。有了这样的无比崇高的信念，有了这样的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又面临着国际资本这样强大的敌人，没有一个烈火铸就的钢铁一般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样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成员组成的政党，必须全面领导与改造社会与观念的各个方面——所以她必须是全知全能的，她已经是全知全能的了。她从事的几乎是上帝的创世工作，或者说是比上帝还伟大艰巨，上帝只是从无到有地创造，而社会主义者一面流血牺牲去摧毁旧世界，一面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流汗流泪、缴学费、走弯路地建设新世界。

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好的、有伟大价值的，但是，假设的完美毕竟不等于现实的完美，应许的光明也不等于获得的光明。理想的崇高并不等于已经摆脱了昨天的一切阴影，也不等于一定就没有新的阴影。即使日丹诺夫确实是一个党性坚强、才华出众、意志如钢、自以为洞察一切文艺问题的超人，他同样也具有一切凡人所不可能没有的弱点与缺点。他是太自以为是了，他东杀西砍，在苏联文艺界如入无人之境；他高高在上，根本不懂得尊重文艺家与文艺规律；他一切从政治出发，反而忽视了文艺自身；他自我陶醉，把设计的美妙当作现实的美妙来要求作家描写。他的逻辑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伟大，我们的理论这样辉煌，我们的精神这样崇高，我们的事业这样壮丽，你们这些狗作家怎么不去好好地、乖乖地去表现我们的伟大、辉煌、壮丽、崇高呢？你们怎么不去五体投地地歌功颂德呢？你们怎么偏偏去写什么讽刺或者爱情呢？你们怎么对旧世界还有怀念情绪呢？你们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无比的美好，你们就是站在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边，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崇高，你们就是卑微、渺小、腐烂、恶臭的蛆虫……不狠狠地批、狠狠地整，不消灭你们还行？

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忘记吗？

总之，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得出了结论，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么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从最伟大美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无颜面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的泥坑里。这样一段历史，怎么可能不让人叹息？这样的历史借鉴，怎么能让人等闲视之？

附注：本文的全部资料系王燎同志提供。这些资料是他翻译或经他校改的现成译文。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与《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