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第7/8页）

而苏联的一些汉学家见到中国客人时说：“我们还是友好吧，不然，我们要失业了！”

原来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开对外政策不谈，在访问了美国又访问了苏联以后，我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套，互相挖墙脚，双方有空子就钻，而又争分夺秒地相互竞赛，各不相让。这当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威胁，却也包含着相反、相成、相对、相促、相挑战、相应答的某种合理性。

当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好，那样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全无是处。它的不完美说不定正是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呢。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反间谍小说，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写成魔窟。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为“毒瘤”。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们驱车到海边欣赏大西洋，大西洋浪涛滚滚，颜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诗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战争狂人。”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车经捷尔任斯基广场，在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后面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大楼无甚奇处，正在修缮，楼外搭满了脚手架。我马上想起了法国影片《沉默的人》，那些关于“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不是故意煞风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识流。沧桑也是一种财富，而开放与交流将带来新的清明与充实。幽默、困惑乃至伤感之中，将有一种新的满意。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可怜复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愿望其实充满了普遍性与现代感。

苏联城市的威严面貌还在于你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大量警察和军人。

特别是在莫斯科，在我们居住的俄罗斯饭店附近和红场、克里姆林宫一带，在塔什干，在我们居住和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电影之家、列宁艺术宫一带，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单个的，常常是三五个、七八个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标致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装整洁笔挺，领带打得认真，举止有风度有礼貌。没有看到过警察呵斥群众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风度稍差，我看到过他们在街上暴着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间相互叫喊，并不是喊老百姓。

电影节配备的翻译中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而电影节每天的活动常常要进行到深夜。我们曾经问一位英语翻译：“每天这样晚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

她笑着说：“没事，哪儿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参加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乘坐其他设备都好、只是没有空调因而闷热不堪的高级旅游轿车出行的时候，前面都有一辆三轮摩托——两位警察开路，后面跟一辆救护车。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开绿灯，其他车辆行人自动两边避让。参观撒马尔罕的时候就更加威风凛凛，外宾们乘坐十几辆大轿车，另有一辆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街道两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如果是外国元首来访，加强保卫加岗增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多少引发了一些我对塔什干，尤其是对撒马尔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青春万岁》有关。《青春万岁》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萨特阔》。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萨特阔》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一位女汉学家与《青春万岁》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歌曲的复印件（上面有歌词的汉译）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