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

一

江南的仲秋还是丰腴健朗的，大略望去，草木仍旧苍郁葱茏，只是色泽不那么滋润饱满，有如晚间落尽铅华的少妇，稍稍显出疲惫和松弛，那当然需得细看。但茂林秋风的磅礴却是四时独有的，要说肃杀，那不光是山水的意味，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由憔悴人生而触发的心境。

东林书院的名字会令人想到秋林古色的气韵，只是眼下林木已不多见，而且那横贯在“东林旧迹”石牌坊后的大红会标也过分耀眼了，很有点艳帜高悬的做派。书院刚刚修葺一新，有一个揭幕仪式要等到下午。四周很静，只有飒飒的秋声，渲染出秋风入户、秋草绕篱的冷寂。正是上午巳牌时分，一个老人在书院内踽踽独行，枯瘦的身影映在铺地的方砖和嵌着联语的门柱上，庭院深深，廊庑曲折，老式的布底鞋缓缓地踱来又悄悄地逸去，有如微风中瑟瑟飘动的落叶。最后，他站在回廊上一块不大的碑刻前，指着上面的一个名字，说：“这就是我。”

这是一块民国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东林书院的纪事碑，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捐款者的名字和钱款数。老人指点的那个名字是这次活动的首倡者，叫“顾希炯”。博物馆的同志跑过来介绍道：这位顾老先生是顾宪成的第十四代孙，今年八十三岁。

我不禁肃然。顾宪成这个名字，是与一个天崩地坼的历史大时代，与一代文化精英的探求、呼喊、抗争和彪炳千古的气节，与一场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改革壮举和悲剧维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来，我因为留意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搜集，曾有幸见过不少历史名人的后裔，其中有几位的祖先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大人物。例如，就在离我住所不远的一个乡村里，两年前发现了苏东坡的家谱和后裔，我曾专程探访，在树影婆娑的农家小院里与一位苏姓乡民进行过相当愉悦的交谈。在南方某省，我也曾见过民族英雄岳飞的三十几代孙，那位文质彬彬的政协委员据说是岳钟琪一系的嫡亲传人。岳钟琪是清雍正年间的川陕总督、奋威将军，在平定青海时立过大功的。但说实话，那几次我的心灵都不曾像今天这样颤动过。那不仅因为过分遥远的血缘流泽多少冲淡了我的景仰，我无法把一个农家小院里的乡民和历史上铜琶铁板唱大江的文坛巨星联系在一起；也不仅因为岳钟琪曾协助雍正制造过那桩震惊朝野的文字大狱——曾静、吕留良案，那件事情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我们不能用僵化的民族意识来评判他的气节；更因为今天这种特殊的情境，我和他——顾宪成的十四代孙——面对面地站在东林书院的回廊里，握着老人枯骨棱棱的大手，我仿佛握住了一段冷峻的历史，在这一瞬间，自己也似乎和这座书院产生了某种庄严的联结。秋色满目，秋声盈耳，漫天的浮躁已经消退，化作了凝重的思索，眼前恰是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古往今来的书院联或许成千上万，其中亦不乏大师名流们运思精巧的杰作，但我敢断言，没有哪一副比眼前这副对联更加深刻地楔入了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史。再看看落款：“公元一九八二年廖沫沙书。”一般来说，落款是用不着这么冗繁的，他完全可以简略得很潇洒，例如，用“壬戌”或“壬戌年”便足矣。之所以这么不潇洒地写出“公元一九八二年”，其中的意味恐怕不难揣测。是的，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大坐标上，“公元”比天干地支的“壬戌”更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在这里，“公元”体现的是一种恢宏而沉重的历史感，而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苏醒过来的“公元一九八二年”是多么需要这种历史感的提示！众所周知，那场人类文明的浩劫恰恰是从这副对联开始发难的。对联的落款没有名章，也没有闲章，只有淋漓的墨迹。廖公显然不想让它太艺术化，太艺术化会排斥艺术以外的负载，因而显得太轻飘，不足以体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的情怀。

这副对联的作者就是顾宪成。当初，他把这两句大白话写在东林书院门前时，或许没有想到它会千古不朽，也没有想到日后它会惹出那么多的政治事端。

时在明万历三十二年。

二

明史上的万历三十二年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完全可以用上一句旧小说中的套话：“当日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几位曾播扬过轰轰烈烈的一代天骄都已匆匆离去。最先是张居正的病殁，皇帝本来就烦他那些改革，人一死，马上变脸，差点没把故太师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戮尸。接着是威风八面的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位有明一代的军事奇才逝去前，连结发妻子也遗弃了他，可见晚景之凄凉。将星西陨，也就没有人再磕磕碰碰地说剑谈兵了。孤傲狂悖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狱中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他那惊世骇俗的狂啸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结果一个个在庭前被打烂了屁股，又摘下乌纱帽发配得远远的。于是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就不上朝了。还有什么值得操心的呢？昌平的陵墓早已修好，内府的银子发霉了，自有人搬出来过太阳，干脆躺在深宫里，让小老婆侍候着抽大烟得了。皇帝带头躺倒不干，几十年不上班，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绝无仅有。一个庞大的王朝也就和他的主人一样，躺在松软的云锦卧榻上昏昏欲睡。

君王高卧，朝野噤声，大概只有读圣贤书才是不犯天条的。那么就读书吧。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九日，无锡东门苏家巷，顾宪成领着一班文化人走进了东林书院。

这场面也许不很醒目，特别是和午朝门前那经邦济国的大场面相比，更谈不上壮观。但历史将会证明，正是这座并不宽敞的小小书院，这群彬彬弱质的文化人，给柔靡委顿的晚明史平添了几分峻拔之姿和阳刚之气。

顾宪成已经五十五岁了。一个经历了宦海风涛的老人归隐故里，走进书院讲学，这样的归宿在由文人出仕的官僚中并不鲜见。一般来说，到了这时候，当事人的火气已打磨得差不多了，讲学与其说是一种造福桑梓的善举，不如说是一种消遣，至多也不过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解脱。但顾宪成还没有修炼到这般境界，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万历十五年，他因为上疏得罪了朝廷，被贬谪到湖广桂阳州。南国的蛮荒烟瘴之地，历来是朝廷安置逐臣的所在。说起来令人惊栗，这些逐臣中有些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桂阳附近的永州是柳宗元生活过的地方，而苏东坡的晚年差不多有十六个年头是在岭南度过的。如今，顾宪成也来了，追循着先贤们生命的轨迹，他的心情比较复杂。青衫飘然，孤愤满胸，他在历史的大坐标上寻找人生的定位。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愧轩”，含有高山仰止的自愧之意。但敢于把自己与柳宗元和苏东坡一流人物放在一起，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负。在那个天崩地坼的时代里，这种自负往往体现为仗义执言和力挽狂澜。那么就让他自负吧，甚好，从广西回京后，他担任了吏部文选司郎中。文选司郎中品级不高，但肩负的却是考察和选拔官员的重任。明代的官场中有一句说法：“堂官口，司官手。”可见司官的实权是很大的。这样一个权柄在握的文选司，主政的偏又是自负而使命感极强的顾宪成，其悲剧性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万历二十二年，在会推阁臣中，他又得罪了朝廷，比他更自负的君王从烟榻上微微欠起身，御笔一点，顾宪成忤旨为民，回到了无锡张泾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