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在二〇五教室复活 15

校园开放日那天，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而家长们从下午一点到三点蜂拥而至，晚上七点到九点再来一拨儿。一天结束时，你会在计时钟前遇到打卡下班的老师。和上百个家长谈完话，他们都筋疲力尽。这所学校有三千个学生，那就意味着有六千个家长。但这里是纽约，一个以离婚为主要运动的城市。孩子们得弄清楚谁是谁、什么是什么，还有什么时候会离婚。三千个学生可以有一万个父母和继父继母。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是聪明人中最聪明的。这就是斯特伊弗桑特高中，一所极少数学生能就学的学校，进了这所学校就等于打开了通向全国一流大学和学院的大门。如果你失败了，那就是你自己犯了该死的错误。如果爸爸妈妈没有陷入担心、焦虑、绝望、不定和怀疑的情绪，他们都很酷，自信而开心。他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只有成功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老师都需要一个班长来安排见面顺序。他们急于知道孩子在班上的排名。我会说斯坦利中等偏上吗？因为他们认为他变懒了，和坏人混在一起。他们听说了关于斯特伊弗桑特广场和毒品的事。你知道，这足以让你睡不着觉。他在做作业吗？你注意到他行为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斯坦利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痛苦的离婚，难怪他神经紧张。母亲在上西区拥有标准的六居室公寓，父亲则生活在布朗克斯区底层某个简陋的小屋里。他们同意将斯坦利一分为二，每星期和父亲母亲各生活三天半。斯坦利数学很好，但即便是他本人也不知道如何那样分割自己。对此，他很幽默。他将自己的两难处境转化成某种代数等式：如果a=3，b=3，那么什么是斯坦利？他的数学老师威诺克先生因为他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问题而给了他一百分。与此同时，我的校园开放日学生班长莫琳·麦克谢里告诉我，正在经历离婚大战的斯坦利的父亲和母亲在教室里等着见我。莫琳还说在我谈论他们的小宝贝时，一定会有六对正在经历离婚大战、不坐在一起的夫妇在一旁等着。

莫琳给他们发了类似你在面包店里拿的那种号。我的心沉了下去，因为等着进入教室的家长队伍似乎没有尽头。你刚结束和一个家长的谈话，另一个就到了。他们挤满了教室的座位：三个人像孩子那样坐在后面的窗台上，说着悄悄话；六个人沿着后面的墙站着。我真希望自己能叫莫琳暂停一下，但是在像斯特伊弗桑特这样家长们清楚自己的权利而且从来都振振有词的学校，你不能这么做。莫琳悄声说：注意！斯坦利的母亲朗达来了，她会一直和你谈到吃早饭。

朗达一身浓烈的烟味。她坐下来，靠近我，叫我别相信那个畜生，也就是斯坦利的父亲说的话。她甚至连那个坏蛋的名字都不愿提。可怜的斯坦利有这样一个无赖父亲，她真为他感到难过。斯坦利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哦，很好。他是个很好的作家，很受其他孩子欢迎。

嗯，想到他和他那穿着顺手捡到的裙子四处游荡的傻瓜爸爸经历的一切，那真是桩奇事。和斯坦利在一起时，我都是倾尽全力，但是一想到接下来的三天半要在布朗克斯区那个棚屋里度过，他在跟我在一起的那三天半就心神不宁。结果就是他开始在其他孩子家过夜。他是那么跟我说的，但是在偶然发现他交了个父母完全放任不管的女朋友后，我就产生了怀疑。

对此，我恐怕一无所知。我只是他的老师，我不可能介入每学期一百七十五个孩子的私人生活。

朗达的声音传得很远，正在等待见面的家长们在座位上挪挪身子，转转眼珠，很是焦躁不安。莫琳告诉我，我得看着表，给每个家长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即使对要求得到与朗达同样长时间的斯坦利的父亲也是如此。他说：嘿，我叫本，斯坦利的爸爸。看，我听到了她说的话，那个治疗专家。我一条狗都不会给她。他笑着摇了摇头。但是我们不谈那个。我现在和斯坦利有个问题。在接受了这些教育后，在我攒了这么多年钱准备供他上大学后，他却想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到新英格兰的某个音乐学院学习古典吉他。告诉我，弹古典吉他能有什么钱？我告诉他……但是好了，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迈科德先生。

是迈考特。

好的，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但是我告诉他，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从一开始，我们就一致同意他当个会计。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是说你知道我干什么工作吗？我是个执业会计师。如果你有什么小问题，我很乐意帮忙。不，先生，不是古典吉他。我对他说：去拿个会计学学位，在空闲时间弹吉他。他崩溃了，哭了。他威胁要和他母亲住在一起，而我不希望那样。所以，我想你是否可以和他谈谈？我知道他喜欢你的课，喜欢表演菜谱，喜欢你在这儿干的任何事情。

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不是辅导员。我是个英语老师。

哦，是吗？从斯坦利对我说的这个班的情况来看，你在这儿做的最后一件事才是教英语。不是有意冒犯，但是我不知道做饭和英语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他的表现怎样？

他表现得很好。

铃声响了，落落大方的莫琳宣布时间到了，但是如果有家长愿意在上课时间来参加一个十五分钟的会议，她会很乐意记下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她把一张纸传了一圈，上面还是一片空白。他们想在此时此刻得到我的关注。上帝！他们等了半个晚上，而其他那些疯子喋喋不休地唠叨他们陷入困境的孩子。难怪这些孩子会身处困境，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那些失望的父母在楼道里一路跟着我，问我：亚当表现怎样？瑟奇呢？胡安呢？内奥米呢？你不能得到老师一分钟的关注，这是所什么学校？我纳税又是为了什么？

九点钟，在计时钟前打卡下班的老师们商量着到加斯·豪斯酒吧喝一杯。我们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旁，要了几罐啤酒。长时间讲话后，我们都口干舌燥。上帝！多么累的一个晚上！我告诉艾琳·达尔伯格、康妮·科利尔和比尔·图海，我在斯特伊弗桑特任教的这么多年中，只有一位家长、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儿子是否喜欢学校，我说是的，他似乎过得很快活。她笑了，站起来说声谢谢，然后就离开了。这么多年，只有一位家长这么做。

康妮说，他们只关心成功，还有钱、钱、钱。他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就像装配线上的工人，在这儿装个零件，在那个装个零件，直到最后制造出为父母和公司干活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