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星期天，妈妈和我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去的是伊尔莎牧师的教堂——奥林匹亚联合教堂。它之所以被称作联合教堂，是因为在好多年前，两个教堂合并成了一个。这就好像两棵原本独立的树，树皮贴着树皮融合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共享同一汪汁液。这是妈妈给我的解释。我喜欢这个解释。

奥林匹亚联合教堂是一座基督教堂。这里的人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尽管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上帝，我们还是每周去这个教堂。

礼拜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来朗读《圣经》。这总是让我很费解。我无法理解《圣经》，但伊尔莎说她能理解。我相信伊尔莎，所以，我猜《圣经》大概也不全是婴儿诞生在马槽里、驴子会说话之类的吧。我无法理解《圣经》的原理，通常，解释不通的文字我都不喜欢。我喜欢那些解释得通并能让人参与其中的东西，或者可以从书中读到并理解的东西。

伊尔莎说，她之所以喜欢谈论上帝，就是因为无法完全理解上帝。这与我恰好相反，我必须把一件事情彻彻底底地理解清楚才肯罢休。

我之所以喜欢树，有一个原因就在于我能理解它们的生长过程，却无法模仿。它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要比我高大、比我强壮。也许，这就是上帝与《圣经》带给伊尔莎的感受。她说过，上帝是在任何层面上都比她高大、强壮的存在，但在面对穷人、环境与树木的时候，无论是上帝还是普通人，感觉都是相似的。有时候，我和伊尔莎聊天，我甚至希望自己也是相信上帝的。我想，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应该会喜欢伊尔莎的上帝——那一定是一个像树一样的上帝。

我喜欢这个说法：上帝是一个像树一样鲜活的生命，生长不息，永垂不朽。伊尔莎经常和我谈论树，在成为牧师之前，她曾在大学里进修植物学。我和伊尔莎有话可谈，这一点正是我们依然去这个教堂做礼拜的原因。至少妈妈是这样说的。

有时候，伊尔莎会谈起一个名叫萨利·迈克法格的神学家。伊尔莎告诉我，萨利·迈克法格提出了一个思维实验。我不知道思维实验的确切含义，不过听起来很有趣。萨利·迈克法格的思维实验是一种关于上帝实体的假设。她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作上帝的实体。”

这是神学家语录中，我唯一能理解的一句。

我爬上恩格曼云杉后的那个早晨，伊尔莎在教堂的讲坛前布道。她的话题与树无关，而是关于上帝的。我对伊尔莎那天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没什么兴趣，大多数关于上帝的语句我都理解不了。

不过，我听到伊尔莎说了好几次“奇迹”这个词。这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就像一粒坠入深水的小石子，在来自水面的光线下闪烁。

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不需要借助上帝的力量。如果像萨利·迈克法格所说，树就是上帝实体的一部分，那么或许我也会相信上帝。可既然树本身就是奇迹，而人们却依然心安理得地砍伐它们、摧毁它们，那么就算他们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噼砍上帝、伤害上帝，我也不觉得他们的态度会发生什么改变。

我认为，上帝实体的概念对于树的保护与创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树本身就蕴含了无数使之成为奇迹的因素。

氮循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在一个名叫大卫·铃木的人写的书中读到的。这本书是伊尔莎给我的，所以每次看到伊尔莎穿着牧师袍讲道时，我都会想起这本书。氮循环就是一种奇迹。

氮循环的存在离不开熊。棕熊在溪水与河流中捕捉鲑鱼，然后把抓到的鱼一路带回树林深处，埋在地下，等待日后回来取食。然而，熊的记忆很短暂，没多久就忘记自己在地下埋了鲑鱼这件事。就这样，富含氮元素的鲑鱼在地下腐烂，形成一个“氮库”，为大型树木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事实上，如果没有熊的这种行为，那些巨大的古树可能根本就无法持续生长。假设有人在五百年前消灭了世界上所有的熊，那些古树根本就不会存在，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低矮的小树，不是细弱不堪就是早早夭折。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熊创造了原始森林。如今，氮循环遭到了破坏。据我所知，奥林匹亚的熊早已销声匿迹，再也没有熊来把鲑鱼埋在树林里了。

读了大卫·铃木的书之后，有一次，我把自己盘子里的鲑鱼埋到树林里，希望能帮助一棵大树生长。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她不太高兴。我们很少吃鲑鱼，所以我没法定期去树林里埋鲑鱼。而妈妈一旦不高兴，就会禁止我爬树。因此，只要她在家，我就再也没有这么干过。

我还想过别的办法——比如自己去捕捉鲑鱼，或者从市场上买来鲑鱼埋到树林里，以维持氮循环。可妈妈对我解释说，氮循环是由数以千计的熊在几百年的努力下创造形成的。那时候，鲑鱼要比现在常见得多，不需要去市场上购买。况且，当时有那么多熊，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要重启氮循环并维持很多很多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到解决氮循环问题的可行方案。

每个星期天的礼拜结束之后，妈妈都会在教堂后院里与其他人一起喝咖啡、聊天。我则会吃点曲奇饼，看看书，偶尔还会有人过来和我聊天。有些人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弄得我不得不乱晃双手、发出怪声，然后我们就会提早回家。也有些人不会让我感到不自在，比如皮埃尔。

皮埃尔是伊尔莎的丈夫。他在常青藤州立学院教授植物学与科学。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伊尔莎还是一个植物系的本科生。后来，他们俩一起进修植物学硕士学位。但读到一半，伊尔莎遭遇了一场事故，几乎丧命。作为幸存者，她说当时出现了一个奇迹。那件事之后，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于是离开了植物系，专修神学。最后，她成了一名牧师。

皮埃尔是一名植物学家，他经常与我谈论树。他知识渊博，对树无所不知，可他从没要求我叫他史密金斯博士或史密金斯教授，尽管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这么叫他。

皮埃尔是唯一答得出我所有问题的人。他喜欢我的问题，并且从不对我感到厌烦。

爬上恩格曼云杉的那个星期天，我一看见皮埃尔就走过去对他说：“今天早上，我在想氮循环的事，”我说，“大卫·铃木与氮循环。”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马奇。”皮埃尔说，“早上好！”他一开口，嘴里的饼干屑就飘到了我的衬衫上——当时他正在吃饼干。我不顾衬衫上的饼干屑，继续跟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