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睡马路，只为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那是在1999年的暑假，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的好朋友康斌，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邻居。他比我大两岁，他晚上学一年，我早上学一年，所以他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在我之上。我很依赖他，什么事情只要有他在，就会变得很容易。

可能是因为年纪比我大吧，他的很多想法在我眼里都是很疯狂的。比如有一年东北发大水，他半夜突然背了一个包出现在我家门口，我问他干啥，他说：“你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去抗洪救人。”我问：“你爸你妈同意吗？”他说：“他们不知道，不管我们能不能真的救到人，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这句话确实很有诱惑力，我立刻做了一个决定，打电话给他妈，把他从我家拎走。

康斌最大的爱好是写字，这和我也有关系。小学时我进入少年宫的绘画班，我妈怕我没有动力，就让康斌陪着我一起去学。结果他不好好学画画，总跑去隔壁的书法班蹭课，蹭来蹭去蹭得一笔好字，我现在的签名就是他给设计的。

他还喜欢讲大道理，总是对我夸夸其谈，很有见识的样子。他迷恋一本杂志，叫《演讲与口才》，他不仅自己练，还找我一起陪练。为了锻炼口才，我们经常会玩一个很无聊的游戏，就是随机进入一个饭店，不吃饭，待一会儿再出来，我们轮流进去，看谁待的时间比较长谁就获胜。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反正我的方法是一进门就问服务员：“请问有一位姓康的先生在这里吃饭吗？”服务员就会让我找一找，我找不到就说自己先等一等，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大饭店，照例问服务员：“请问有一位姓康的先生在这里吃饭吗？”服务员马上说，有啊有啊，康先生在包厢里等了半天了，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一间全是陌生人的包厢。我吓得不行，连忙说我找的不是这位康先生，是另外一位，然后狼狈逃走了。

1999年暑假的某一天，康斌再一次在半夜背着包出现在我家门口，连台词都是一样的：“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我说：“想。”因为过了这个暑假就高三了，就要考大学了，可是我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怎么报考志愿呢？他说：“那就好，我已经计划好路线了，我们从家里坐汽车去通化，然后坐火车去大连，再坐船去上海，看看大上海的样子就回来。这一趟差旅食宿我们能省则省，各自出一些钱，加一起就够了。”

我问他：“我需要和家里要多少钱？”他说八百块。我继续问：“那你有多少钱？”他说他有一百块。

第二天，我们拿着加在一起的九百块钱就出发了，我带着我的木吉他，他带着他的纸和笔。我和家里说要跟康斌去他在通化的亲戚家玩几天，康斌和家里也是这么说的。我不敢告诉他们，我俩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因为我十七年都没有离开过通化地区，而且又是两个孩子一起，他们肯定不同意。

不过我对康斌是信任的，我想他这么有把握，应该是去过不少的地方吧。谁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以前的那些“见识”都是从书里看来的。一路上他激动得和每一个坐在附近的乘客搭讪，留联系方式说会给他们写信，连我都觉得他很幼稚。他也确实制订了一个很周密的计划，但是根本没有按照计划行事。他说，既然都已经出来了，就不妨多去几个地方。于是我们第一站并没有去到大连，而是在沿途的抚顺和金州各住了几天。

我们在抚顺成功潜伏进一个旅行团，蹭团和人家一起游览，还在金州观看了四川队和大连队的一场足球比赛，之后才到大连。大连火车站的对面，正建着一栋高楼。那天雾很大，我看不到楼的顶端，家乡的楼没有超过六层的，但是那栋楼一直盖到天上，让我很惊讶。那是我对大连的第一印象。

我们“下榻”在一个录像厅，那天晚上是女足世界杯的总决赛，中国队对美国队，录像厅里通宵直播。我们睡了一会儿起来看球，结果中国女足输了，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我们俩更加难过，因为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康斌说要理智一些，剩下的钱就算可以继续走下去也回不来了，还不如就此打住，然后返程；不过既然来了，我们还是要去看看海，大连金石滩的海是最美的，我们就去金石滩吧。

我都不知道他是哪儿得来的这些讯息，我俩又坐了车去到金石滩。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海，激动得还没走到沙滩，就给傻瓜相机照得没有胶卷了。金石滩的大海确实很美，一望无际，康斌说：“你看到了吗？我们走了这么远，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这里就是天涯海角。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要到这个地方来，你要不要一起来？”我没有答应他，因为总觉得可能还有更远的地方，只不过现在看不到而已。

我把一直跟着我的吉他的背带解下来，扔到海里，一边扔一边嘟囔，希望它可以替我去看看更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它会漂到哪里，没准儿我刚一转身，就被别人捞起来了也说不定。

我们和大海聊了会儿天，就返程了。可是剩下的钱不够送我们回家，只够买到沈阳的票，也挺好，又多去了一个城市。在沈阳下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无处可去，就漫无目的地走，走累了，就决定在马路边睡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特别兴奋，怎么也睡不着，也可能是水泥地实在太硬了，硌得慌。

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我们决定面对并解决回不去家这个严重的问题。康斌说我带着吉他，可以卖唱，正好试试自己的斤两；而他自己要去商场，给别人设计签名，一个签名五块钱；大家用各自的本领去凑钱，凑齐了就回家。我们分头行动，约好了时间地点集合。

我走到一个广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挥着手，后来知道那是沈阳的中山广场，我就在那个广场上唱。我把帽子脱掉放在地上，里面放几毛零钱，提示路人这是在卖唱。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还是相当忸怩，不敢大声唱，也没有人驻足停留，他们看上去都匆匆忙忙。

第一个停下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儿，大概十一二岁吧，很机灵。我给他讲了我们的遭遇，孩子说他也没有钱，但是他可以给我当托儿，就站在这里听，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停下来，没准儿可以赚钱。大城市的小孩儿就是聪明，他就一直站在我面前听我唱歌，唱着唱着我就不再害羞了，唱着唱着声音就大了，唱着唱着围观的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