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4/15页）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

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