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0/15页）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⑨。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