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0/17页）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门，久久地、漫无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离这医院，逃离病患和将死之人的集体喘息。我在多尘的晚霞中走过街道，路边是涂鸦污损的墙，卖货的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紧紧挤在一起。我穿过小路，路边有些小女孩，头上顶着满筐的生粪，一些浑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铝桶里煮着破衣烂衫。我在翻猪槽?一样的小巷里左拐右转，老是想到马纳尔，在病房里等死的马纳尔，那屋里塞满了像他一样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萨丽娅，坐在礁石上远眺大海的萨丽娅。我感觉到，在我心底深处有某种东西牵扯着我，像海里的回头浪一样拉拽着我。我想屈服，就让它把我掳去好了。我想放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从现在的这个我脱身而出，抛开一切，就像蛇丢弃旧皮。

我并不是说马纳尔改变了一切。他没有。我继续迷乱地游走于世界，又过了一年，最后终于进了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坐在角落里的桌前，低头看着一份医学院的入学申请。在马纳尔和这份申请之间，有我在大马士革度过的两个星期，在那儿，除了两个女人的笑脸，我几乎再无其他的记忆，她们画着浓浓的眼线，每人镶了一颗金牙。也有在开罗地下室里度过的三个月，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分租式公寓，房东抽哈希什抽上了瘾。我花萨丽娅的钱在冰岛搭公共汽车，跟随着慕尼黑的一支朋克乐队。1977年，我在毕尔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断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当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或是卡车的车斗里，我的思绪总会兜回到马纳尔身上。想着他，想着他临死前极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对痛苦时的束手无策，这让我做过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牢靠了，就像临睡前的小小保证，醒来时便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门。

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我得知玛达丽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萨丽娅和我们待在一起，起码要待一小段时间。

“就几个星期。”她说。

我们在吃晚餐，我们四个，有一道白豆汤是妈妈和玛达丽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萨丽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对玛达丽娜的消息感到突然。显然是的。萨丽娅平静地向自己嘴里喂送着食物，每当勺子送到，她便将面罩轻轻撩起，就那么一点儿。此时她讲起话来，吃起东西来，已经不再让我心烦，起码不像看到一个老年人，戴着不合嘴的假牙吃东西那样心烦，妈妈多年以后就是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