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8/17页）

“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

“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

没有。我没有。

因为你不伤心？

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

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

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子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拿绳子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身边，从盒子上方朝远处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画面。”她说。

“没那么完美。没对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

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露脸。她脱掉鞋子，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头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头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头，看着我。

“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

她转过身，面向大海。

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身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处摆荡，潮水高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我们躺在床上。电视屏幕上，一对手风琴手正在斗技，可是声音已经让詹娜关掉了。正午的阳光剪穿了百叶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玛格丽塔比萨上，那是我们通过送餐服务订的午饭。送饭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白上衣，黑领带。他把送餐车推进房间，小桌上放着个长颈花瓶，一枝红玫瑰插在里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盘子盖，露出比萨，手上做了个挥舞的动作，极尽炫耀之能事，好像一个魔术师面对着观众，而兔子刚刚从大礼帽中现了形。

在我们周围，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散乱地摆放着我给詹娜看过的图片，这是过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贝尔法斯特，蒙得维的亚，丹吉尔，马赛，利马，德黑兰。我给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经短暂地加入过这个公社，和一群丹麦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们穿破背心，戴无檐小便帽，在一个从前的军事基地内建起了一个自治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