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面铺上的呼噜让我难以入睡，电视画面上帕维尔特和米拉达的一遍遍重复打斗让我觉得滑稽，空调停了，灯光下细看玫瑰的花露竟然是假的，连那花朵也是仿真。嵌金丝的靠背是化纤质地，与皮肤接触，十分的不舒服。米黄的地毯亦是化纤，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迹和烟洞。杂志上的车模美女笑得有些暧昧，火车杂志登汽车广告，难免有跨行赚钱的嫌疑。将电视换了几个频道，不是没来由的武打就是骑着扫帚满天飞的虚无，让人烦乱。

我回忆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过了罗敷，大概是潼关，是火车即将离开陕西的时候，为什么变的，是因为某位老陕，在隔壁包厢里哼唱“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那唱实在不高明，粗旷沙哑，完全是依着性情的胡咧咧，让人听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继续唱下去，却没了声音。我想，今后再听不到这样随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难见文联那些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同事们了，更难见挂职九年，周至农村那些火热的乡党了，曾经是文学陕军中的一员骁将，今日却不辞而别，做了逃兵。离开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我就买好了z19次火车票。回家，对我来说是归心似箭，是迫不及待！窗外，关林一闪而过，关公的陵墓，无数次的来过，陕西那些平日司空见惯的大土冢--沉睡着的帝王将相们，我曾无数次地在夕阳中凭吊，在细雨中拜谒，他们带着我一次次地走进秦、汉、唐的细部，走进历史的皱褶，在书里躺着的历史在西安是站起来的。曾经跟他们达成一种写作的默契，将他们认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们默默的注视下，我竟然头也不回地毅然离去，有些薄情，有些负义，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应，四十多年，我与这片地域已经连成了一体。

杂乱中一阵迷失，有种撕裂的痛。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

早晨，过了丰台，火车先驶入一片高耸的楼宇，接着才缓缓进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客的，有戴着红帽拉行李的，与老旧的北京站相比，多了仓促的辉煌，多了霸道的大而无当，我不喜欢这个火车站。试想，这趟火车如果能停靠在老车站，对我将是一个极度的完美，我毕竟是从那个车站出发的。

站台上不会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从不在那些翘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离开北京40多年，没有一次有人在车站等我。我当然也不有此奢望，在叶家，我是老小……

说从来没被人接过也有点儿亏心，有过那么一回，是给北京人艺写话剧《全家福》，人艺领导让院里的编剧王梓夫来接站。我没见过王梓夫，但是读过他的小说，京腔京韵写京东的，是个不错的京味儿作家。想的是我们得设计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免得错过了，结果他说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认出来。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认出我了，他接过我的行李，我空着手跟在他的后边走。被人接的感觉真好，如果前头拽着拉杆箱子的是叶家的兄弟，那我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妹妹。想到这儿，眼圈就有点儿红，偏巧王梓夫一回头，不解地看着我，我换了副轻松的口气说，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觉。

王梓夫说，北京人艺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们人艺的楼上吧！

王梓夫是客气，但就是几句应酬，也让我的心里充满暖意，感觉中连北京春天那呼啸的大风也变得柔顺了许多。

现在王梓夫退休了，话剧《全家福》也演出了100场。

再回北京，依旧是独来独往，潇洒得厉害。

对面年轻的夫妇没打招呼竟自走了，细想想，自始至终他们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萍水相逢，谁不想简单，谁不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没跟人家说话吗？在单元房里住着，十几年，邻居姓字名不是也不知道吗，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后一个走出了车厢，带着随身一个小手提包，其余大件行李头几天已经托运回北京了。手提包是开会发的，上面有“陕西某某会”字样，样子有些土，但是实惠。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出站上电梯过天桥，到马路对面的“永和豆浆”吃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喝一碗滚烫的豆浆，吃饱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军事博物馆下地铁，再从东直门钻出来，做132路汽车回家。

买房、装修，无数次的往返，已经让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得如同回我从前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义，我放弃了地铁，返回南边的汽车站，先坐1路，过西单、六部口、天安门、王府井，到东单倒106路无轨，走灯市口，东西、十条、北新桥，都是我小时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写小说演义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诉它们，耗子丫丫回来了！

“耗子丫丫”，是父亲的昵称，本来就叫“丫丫”，小时候馋，爱偷嘴，爱吃零食，别处都可以闲着，嘴不能闲着。有一回，有人送了父亲两斤牛肉干，母亲知道我的毛病，踩着凳子将它们高高地搁在立柜顶上。这点小伎俩能挡住我吗，母亲转身出门，我蹬着桌子就上了落地罩。这里我顺带着给读者们说说什么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间的硬木雕花隔断，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门，关严了是两间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个隔断的象征而已。我们家的地罩雕的花饰是“松鼠葡萄”，十八只小松鼠藏匿于结满葡萄的藤蔓里，“十八只”，我敢说这个数字只有我知道，因为我一只一只仔细找过，数过，连藏在叶子后头只露一条尾巴的也没落下，我们家没有谁有这工夫和闲心，我有，所以我知道。对“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当腊月二十四，扫房，清扫落地罩的任务便归了我，那些雕刻出来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头裹着抹布才能伸进去，女佣刘妈倒是能干，她干不了这个。擦拭落地罩的代价不菲，厨子莫姜得单独给我做一碗红烧肘子吃，这肘子只归我一人所有，别人谁也不许动，老三死乞白赖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着肘子汤了，我说，去！

他就得乖乖儿地去。

莫姜的肘子烧得好，有御膳房味道，她是她老伴调教出来的。莫姜说过，西太后最爱吃红烧肘子，要燸而烂，文火煨六个钟头，才能绵软入味。莫姜的肘子夹在西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里，那是一绝，谁见了谁得投降。今年夏天的时候，故宫博物院请几个作家到宫里赏月亮，在御膳房吃的菜肴中有红烧肘子，作家雷达向我推荐，说好吃。我尝了一口，果然不错，老味依然，让我想起了家厨莫姜的手艺。一块儿吃饭的莫言说肘子咸了，我说夹烧饼正好。可惜，那天没有老刘的芝麻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