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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接着说偷牛肉干的事，我蹬着“松鼠葡萄”攀得挺高，我们家的大猫黄黄儿伸着脑袋惊异地看着我，它大概奇怪，它那一身轻功什么时候落到了我身上。我一只手拽着葡萄藤蔓，腾出一只手去够肉干，一伸手，离柜顶还差一截子，这早有所料，我取来厨房的铲子，只那么一捅，柜上的纸包就破了，铲出三五块肉干赶紧下来，见好就收。刚把肉干填进嘴里，刘妈就进来了，这个小老妈儿，鬼精，我干什么她都盯着我 。嘴里有肉，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嚼，瞪眼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厉声问，你干什么哪？

我朝她做了个斗鸡眼，一个箭步窜出去了。听见刘妈在后头说，有病！

刘妈快走了，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实她安徽的老家没人了，她回去是投靠外甥，外甥算什么亲戚呢，还不是寄人篱下，所以刘妈的心情就很不好，见了我动辄便训，好像我是叶家最糟糕、最不算人的一个。刘妈不敢骂老七，见了老七老陪着笑脸，仿佛老七是玉皇大帝的亲儿子。老七是我第二个母亲生的，刘妈忠于二娘，顺带着也忠于老七，老七要说养她一辈子她准保留下，可惜老七当不了我父母的家，老七连自己的饭辙还没地方找呢。

牛肉干三块五块地消失，分享者不光是我，还有黄黄儿和巴儿狗阿莉，一段时间它们俩整天跟着我跑，一看见我上桌子爬落地罩，都高兴得蹦高。纸包越捅越深，终于有一天，我那把铲子够不着了，非但够不着，连铲子也拿不下来了。

那天我和黄黄儿们在厨房看莫姜杀鳖，母亲来了，问柜顶的牛肉干怎没了，我说八成是黄黄儿干的，这时黄黄儿用无辜的眼睛看着我，阿莉的尾巴也夹起来了，偷偷想往外溜。母亲从背后拿出铲子说，黄黄儿还会使铲子吗？

我无言，莫姜说她的铲子丢了有些日子了，原来在柜子顶上，莫不是被耗子拉了去？

我说，可不，落地罩上有十八只耗子哪！

我的狡辩给我招来了一顿掸把子，不是莫姜拦着那根掸子棍非折了不可。看我挨打，刘妈还在旁边添油加醋，说那天在立柜跟前看见我翻白眼就料定没什么好事……

十八只耗子偷牛肉干，让我落下了“耗子丫丫”的名号，自此叶家人叫我“丫丫”的时候，前边必定冠以“耗子”称谓，使我的名字像日本人一样地冗长。

想起小时候的淘气，想起耗子丫丫的小名，让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挨打的温馨，偷嘴的惬意，酿造成家的温暖，刻录成记忆的光碟，拿出来，永远新鲜如昨，猛然间有人推了我一把，一个男的大声说，说你哪，多少遍了，装听不见，给老太太让座！

有女的搭茬说，还戴着眼镜呢，什么素质？

我扭头一看，才发现身边站着个提塑料袋的老太太。老太太无疑是赶早市的，西红柿、黄瓜之外，还有一张顶着花白头发的脸。我惶恐不安地站起来，解释说在想事情，没听见，对不起。花白头发坐了，冷冷地应酬性地说了个谢字。男的依旧不依不饶说，想事情，理由多充足啊，真会编，北京的好风气硬是让这些外地人给破坏了。

女的戳了男的一下说，二十年前你也是外地人。

男的说，咱觉悟高。

花白头发在座位上说，您看满大街溩漾溩漾的人，都是外地的，过春节都回去了，北京大街上见不着几个人儿，那才是真正的北京人。

男的说，可不是。

我将手里“陕西某某会”的提兜字面朝了里。我不知道，这大公交车里，外地人究竟有几多？

看那花白头发，年纪未必有我大，当然不能问年纪，刚才已经是大失礼，给“外地人”大丢面子了。看来花白头发和男的已经结成了同盟，将一腔感激不是给了让座的我，而是给了让我起来的男的。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

花白头发说，我们没说您，您可别多心哪。

犯不着刚下火车就跟北京人置气，北京的贫老太太还见得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