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笼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唧唧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呵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制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七点二十五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八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某某某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的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蒙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儿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导弹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 “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