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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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耳”从二十岁开始进入公社兽医站，跟上一位师傅，做了一名乡间兽医，吃公粮。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负责的这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里，工作量最大的就是为畜类绝育，也就是动劁刀——猪和牛马，还有猫和狗，都需要他。这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手术，对农户来说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以前游动在乡间的劁手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都是在实践中摸索而成。一个劁手从上路干活到技艺成熟，往往要割坏许多猪狗，使畜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人技艺马马虎虎，但由于当时人才稀缺，一个个还是非常神气。大小牲畜都是农家的一笔珍贵财产，所以谁也不敢粗心大意。他们受到了好酒好菜伺候，然后开始醉醺醺地工作了：抽出上衣小口袋中的劁刀——它一般是和一支钢笔并排放在一起的；戴上眼镜，慢慢腾腾地蹲下来。他们嘴里咕哝着：“这可是动刀的事儿啊，要紧是卫生干净。”说着在刀子上吐了唾液，在裤子上反复磨蹭，准备下刀。如果是劁猪，至少要由两个小伙子按住，让它尽力嚎过之后再动手。劁手一边动刀一边慢慢悠悠地说：“哎，不要叫唤啊，小肚肚划开了，小蛋蛋割下了，瞧一会儿就中。”

那些劁过的畜类，有的再也长不大了。主人有苦吐不出，自认倒霉。

“得耳”在师傅那儿得了真传，所以成为四周村子里最受推重的人。他们说：“嘿，别看小小年纪连副眼镜都不戴，可就是下刀有准头儿，再也不用挂记小猪长不大了，一天到晚蜷在栏里哼哼，像个小老头……”他干活时照例有一大帮人围上看，他却能临阵不慌，沉着地打开药箱，让围看的人发出一声：“嚯咦！”那里面应有尽有：针管、镊子、药水、药面、绷带、刷子，以及一大堆他人永远也搞不明白的杂七杂八。与所有那些野路子劁手不同的是，他动刀之前先要将器具用酒精消毒，还要给被劁的家畜注射一针。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麻药：这样畜类们不仅不再干嚎，而且还极为享受似的哼哼着，一边用那双羞涩的眼睛去寻找动刀的人，仿佛要记住他的慈悲。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习惯他是从未改变的，那就是工作完毕一定要收起割下的东西。村里人并不干涉，他们说：“剃头的落下些头发，劁猪的落下颗蛋子，这是规矩。”除去雌畜不算，一天下来会收获五到十枚睾丸，最多的一天会有二十副左右。

这些收获的三分之一都放在了一只小锅里，然后摆到餐桌上。其余的都送给了站长——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因为工作的方便已经吃了足有二十多年。这人一天到晚瞪着一双大眼，随时要挑衅所有的人。“得耳”从不敢将一天的收获独自享用，因为站长对一切都清清楚楚。对方对他夸奖有加，说这个兽医站终于有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刀儿利索啊，腿勤啊，觉悟高啊！”

“得耳”感到了工作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受人尊敬的那种感受是难忘的，村里的一群人围住他，从屏住呼吸到齐声赞叹的整个过程中，他获取的那种满足感常常是难以言表的。某种习以为常却又历久弥新的记忆、不可或缺并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技艺，是这一切相加一起的重量，让敏感过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全部领受了。最初他是没有取走那些东西的习惯的，但回到站里立刻被严厉的站长呵斥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竟能粗心大意成这样，真是让我想不到！”从那时起他就改正了错误，并从这良好的工作规范中受益终生。

在常年欠缺荤腥的年代里，“得耳”从工作中获取了多大的补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没有像站长那样暴躁，但还是有了使不完的力气。不少人私下议论，说那个站长整天面红耳赤骂骂咧咧的毛病，主要就是吞食那东西造成的——火气大得没处发泄，别人就得跟上遭殃。可是大家发现“得耳”是个例外，不仅不太发火，而且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嘴巴也甜。于是人们明白，一个人暴躁与否，主要还是性情的关系，食物所占因素微乎其微。但尽管如此，人们后来还是发现，食物的因素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瞧这个小伙子，脸上油滋滋的，鼻头比一般人宽了一些。

“得耳”自己也惊讶地观察到：自己每个季节大约都要发一到两次脾气不等，而且一旦发起来就不得了，恨不得砸毁许多东西方才解气。但他又不敢对别人发火，也只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吼大叫一番、或踢打敲破一些东西算完。一阵过去，他又能像平时那样和蔼可亲地对待他人了。

也许真的是食物的关系，“得耳”长得须发茂密，面部红润，个子不高但无比强壮。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四周的发梢都紧紧地扣向肌肤，恨不得重新长回到肉里似的。这使他整个人看上去瓷实有力，也显得利落，像一只好好理过羽毛的鸟儿，从不翻毛猖猖的——这在工作繁忙的时节尤其难能可贵，因为许多人一忙起来就头发乱蓬蓬的，给人很脏的印象。出于由衷的喜爱，站长在退休前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得耳”。她叫“苏小妹”，长得紧凑匀实，脾气温良。而后来“得耳”才知道，真正继承站长脾气的是儿子“苏二小子”，那家伙是全镇有名的泼皮。

结婚以后的“得耳”忍不住对同事说：“我真他妈的幸福啊！”

他几乎不说粗话。大家明白，他因为实在太幸福了，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强调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厚道，技术好，人缘也出奇地好。四周的村庄，凡是处于他的活动半径中的那些乡亲，都将他当成了最可信赖的公家人士。那时的公家人士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他们分别是驻村干部、教育助理、公安人员、税务员、信贷员和供销员等等。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们认为真正给予人们切实帮助，却又能始终和颜悦色说话、没有一点臭架子的人，就要数“得耳”了。

但他的美好口碑却决非局限在底层。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以及站长的退位，“得耳”劁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地送给了那些部门领导，比如采购站长供销社主任等；再后来又是乡里的头儿——后者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一边接下一边说：“行啊，回家喂狗去。”“得耳”觉得可惜，但不敢劝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从对方快速改善的面色上就明白：领导并没有将他的馈赠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