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一 出 去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但工钱总是拖欠。工厂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么是十几岁刚出来干活的，要么是三十岁以上的已婚妇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厂雇不到这些人，从这点你能看出这家厂的档次。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一进厂她就想走，但是她发誓要撑半年。吃点苦对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选择余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龄是十八岁，虽然十六七岁也能干点儿工时不那么长的活儿。通常那些毫无顾忌违反劳动法的工厂，就是敏说的“最黑的工厂”，才会用她这样年纪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过了十七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一个人逛街，买了些糖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了。她不知道别人都玩些什么。进城前，她对到底什么是工厂没什么概念。她模糊地将工厂想象为一个社交场所。“我还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好玩，”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

“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