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七 八分钟约会

找老公有几种途径，一个打工女孩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嫁人就是她的下一件大事。有些女孩同意家里帮她们在村里相亲，虽然这也有风险，可能被许配给一个没有前途、不敢离家太远的男青年。在东莞住了一阵的女孩，通常会请朋友介绍男友，但是在城市认识一个男人，却不容易了解他的底细，比如他在老家有没有老婆孩子。一些女孩选用婚姻介绍服务，但许多人觉得这种方式太“直接”了。最大胆的姑娘在网上认识男人。这种途径的危险性启发了一首歌的创作，《QQ爱》；QQ是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聊天服务。

有位自称人很帅

心地善良小乖乖

问今年你几岁

有过几次one night

吓得我发呆

这是什么E时代？

赶快对他说声拜拜

哦！QQ爱

是真是假谁去猜？

没人不想找对象。城市生活太孤单，有个人分担能减轻这种压迫感。结婚是履行孝道；一个农民工，无论男女，一到二十岁，家长就会不断地施压催促他们赶紧结婚。没有人想变成可怕的大龄青年，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说“年龄大的年轻人”，字典上的定义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女”。农村传统的时间表和城市的实用主义很相配：一个年轻女孩应该在她价值达到顶点的时候，尽早锁定婚姻。

东莞交友俱乐部是城里最大的一家约会机构。俱乐部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女人在这个女性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城市里找到配偶，目前发展壮大，会员超过五千名。这家俱乐部由全国妇联运营管理。全国妇联是个国家机构，员工都是些善心满满的妇女。她们相信自己的职责是“引导大众”，无论大众是否真的需要她们引导。俱乐部的女性会员远超男性会员，达到二比一，管理者指出这比东莞市的性别比例要好得多，女性对男性的比例高达四比一或五比一，也许三比二也说不定——就像东莞的人口一样，性别比例也是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数据。

在美国，约会机构让陌生的会员之间能够约会。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太不含蓄。这里的会员每周日下午在俱乐部总部，一桩老旧房子的二楼见面，活动取了一个巧妙的名字，“信息交流”。俱乐部也组织会员周末出游。在中国，约会是一项集体活动。

我旁边的那人站起来。“你好，我的会员号是2740。”他坐了下来。

李凤萍，管理俱乐部婚介组的中年女人，表示异议。“这就没了？你得做一点自我介绍。”

那个男人又站了起来。“我是湖南人。本来我只考进大专，但是后来我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他又坐下来。

2004年秋天一个周日的下午，三十个人在俱乐部的主会议室集合。荧光灯照亮的房间里放了塑料椅子，像是个教室，这感觉让会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分开坐，男人在房间的一侧坐成几排，女人则三五成群以求安全感。

“我是广东人。我做销售，一个普通工人。”

“我是江西人。我是个很平凡的人。”

一个穿黄绿色毛衣，白色牛仔裤的女人站起来。“大家好。我到东莞有段时间了，我做销售，是湖南人。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

大多数介绍简短又腼腆得令人难过。每个人报出自己的会员号，籍贯，但不说自己的名字。都说自己“普通”。男人有做电工，律师，广告主管，流水线工人；女人则是护士，文员，老师，销售员，流水线工人。有相当比例的会员离过婚。偶尔听到一个人说话，仿佛是成功学课堂里来的，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就像忏悔一样鸦雀无声。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受过很多伤。今天，我已经挺过来了。

我是个大学毕业生，学电脑，现在是个办公室经理。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李凤萍说，“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走到你喜欢的人面前。”

没有人动。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穿黄绿色毛衣的女人开口说话了。“我有个提议。今后，我们的聚会应该办得更专业些，大家就不会这么不自在，也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

“是的，应该计划得更完善一点，”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同意她的说法。看样子相亲会快要演变成一场互相指责的混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观察中国人在群体中交往，都能从骨子里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会产生。人们害怕被孤立，但若是有群体安全感的掩护，他们又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向某个人开炮。

忽然一个眼睛乌黑发亮的漂亮的小学老师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一个歪坐在靠墙椅子上的男人。

他马上坐直身子，回答她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她问。

“贵州。”

“我很喜欢你。”

她坐了下来。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坐在我旁边的——编号2740的男人——站起身来走了。我转向李凤萍，建议让大家起来走一走。“我们能放点音乐吗？”某个人问道。终究，要在三十个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房间走到陌生人跟前，压力太大没法承受。大多数会员很快从交友聚会逃走。那个被小学老师点名的男人没有任何行动，而她也一直坐在那里，神情坚定，目不斜视。

聚会后，我走到那个黄绿色衣服的女人身旁。她比远看的时候要矮一点——只有一米五出头——身材很好，曲线曼妙，瓜子脸上有一双不安静的黑眼睛；她擦着淡淡的粉色唇膏，头发上别着亮闪闪的水钻发卡。她二十九岁，做销售。“以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个人问题，”她告诉我。“但是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事，所以我来了。”

我问她，她看重男人身上的哪一点。

“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做什么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都不重要，”她说。“对我来说，感情最重要。”

这个女人就是伍春明。那天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所记住的就是她对在场的俱乐部会员们说的话——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那句话，以及她的声音：像镰刀一样尖锐。浓重的乡下口音在城里住多少年都磨灭不了，她也并不顾忌。也就是这种声音让她赢得争论，闯过建筑工地，让男人们刮目相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更多春明故事的细节——她在一家玩具厂起步，差一点被骗到妓院，和老板谈判升到管理层，卖藏药和墓穴一夜暴富。政府取缔直销以后，春明在《中国国门时报》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纸由主管进出口检验的政府部门经营，而她的工作，任何正统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无法认可。春明先决定采写关于某家公司的文章，而被她选定的公司因为害怕产品在海关那里有麻烦，就会付钱给报纸发正面报道。具体价格由版面大小决定，收费标准和广告一样。两千块可以一笔带过，特稿则需要花五万块钱。靠这种勒索式的新闻报道，春明从中提成，还干得不错。之后她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销售部门做了两年，2001年，她和男友合开了一家建材批发公司。生意只持续了半年——除去给家里盖房子的钱，她所有靠直销赚来的积蓄，一共十万块，全赔掉了。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在一家做油漆和建筑外墙涂层的瑞典公司找到一份销售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