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九 村 庄（第2/8页）

回到家，旅人们又回归了农村的慢节奏。乡村生活等级鲜明：年长的男人当家，集体事务也是他说了算。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务农，夜里孩子经常和父母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大孩子管教弟弟妹妹，小的得听话。不速之客一待就是好几天，例行的集体吃饭，睡觉，现如今又添了看电视这一项，人都被吸了进去。村子里没有秘密。

在城市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消亡。小家庭跟素不相识的邻居一道住在高层公寓楼里。人们跟陌生的人打交道，并且来往。在城市里，年轻的农民工自由地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他们为了工作竞争；喜欢谁就跟谁相好。无论他们多么留恋地回忆起乡村的童年时光，事实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这事并不新鲜。旅人归途的刺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小学生最早学到的写于8世纪的一首古诗，说的就是一个男人，一生漂泊在外，终于回到故乡的村庄，却发现自己不再属于这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敏带回家一件羽绒服，一盒主要成分为驴皮的传统中药，一个她工厂生产的Dooney & Bourke牌粉红色钱包，雀巢奶粉，饼干礼盒，两件男士正装衬衫，一个装满糖果的心形塑料盒，和一千块钱——她一个月的薪水，紧紧折成方形的一沓。她自己只带了手机，MP3播放器，还有一个化妆镜；其余的一切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这是2005年2月，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礼拜。

我们去广州的大巴几分钟就坐满了人。车窗上贴着告示：欢迎乘坐豪华大巴。因为近期发生乘客物品失窃事件，旅行中请勿睡着，提高警惕。大多数乘客听天由命，立刻就睡着了。公路两旁闪过一座又一座工厂，但敏的心思早已飞远了。“小时候，我们要走半个小时去上小学，”她对我说。“有些小孩住的远，得翻几座山才能到他们村。那时候有野猪还有狼。狼你看不到，但能听到它们叫。现在都听不到了。”

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每年这个时候，有四百五十万人返乡回城都要从这里经过。火车站前巨大的水泥广场被警戒线分割成了几个区域，到处都有警察，举着喇叭喊着指令，每个字都尖锐刺耳，含混不清。人们一进入中央大厅，就本能地开始奔跑：中国人对此早习以为常，知道什么都缺，一切都不够分。多亏了一个跟我们顺路的敏的表哥，给大家买到了座票，但我们也开始奔跑。我们在疯狂的人群里突围，终于挤上了7:32分开往武昌的过夜硬座快车。

火车上过的是集体生活，一开出车站，乘客们立刻表现得仿佛到家了一般。他们脱鞋脱西服，脱到只剩内衣为止；他们剥橘子嗑瓜子。手机时常响起，铃声欢快扰人：比如“生日快乐”，“迪克西”之类。走道那边有个男人，往座位底下铺上报纸，然后蜷身缩进那个狭小的空间，只剩小腿露在外面。乘客挤在走道里，蹲在卫生间隔壁的水槽上，窝在两节车厢之间的空隙间，穿着暗色衣服，一排一排蹲着，像是电话线上栖着一串乌鸦。

铁皮小车疾驰而过，每隔几分钟就逼得人群重新排列位置。小车卖鸡腿、温啤酒，还有串烤热狗肠。售货员喊着：热牛奶，热牛奶，有益健康。有钱人才会在火车上购买食物。大多数人都自带——白煮鸡蛋，华夫饼干，还有盛满绿茶的旅行杯，里面液体混浊，看起来几乎要长海藻。10:45分，来了个打扫卫生的。我们上车才三个小时，她面前的垃圾却堆积如山，有花生壳，橙子皮，空塑料瓶。这世界上没人能比中国的旅客更快地生产垃圾。

对敏而言，时间过得太慢。这只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长途旅行。她望望窗外；看看表；玩弄手机。她每隔几分钟就跟我汇报——我们还有九个小时才到——直到我让她闭嘴为止。她打开了那个饼干礼盒，吃了几块——“没事的，”她安慰我说，“还有很多呢”——然后就消失不见，去看她的表哥了。她回来的时候，带了块玻璃纸包装的盐焗鸡翅和一些消息：小偷最爱玩的把戏是用一个“捡来的”皮夹子吸引乘客的注意力，趁其不备偷他的包。

午夜刚过，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欢迎来到湖北，敏的老家。我们勉强睡着了。凌晨三点，走道对面的一家人突然醒了，就像弹簧突然跳起，开始大声谈笑，声音传遍车厢，仿佛正是下午时分。6:57分，我们到站了，跟敏的表哥道别，坐大巴回家。

10:12分，大巴过了长江，敏突然醒来。公路上每经过一个城镇，她都会把名字念出来：黄石，梅川，黄梅。“我们快到了，”她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紧张。

敏的妈妈陈美容已经等在大金镇外的路边。她四十二岁，眼窝很深，棕色眼珠，颧骨很高——是农村人里面少见的大骨架美人。她笑得开怀，露出许多牙齿，敏回家的第一天里，我就没见她的笑容停过。她们俩见面时并未拥抱——这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但在交谈的时候，敏摸着妈妈的手臂，抚弄她的耳垂。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大金镇是个乡下小镇，只有一条街，卖饲料和农药的店铺仍然多过于卖摩托车和手机的。路边的小生意摊反映了决不丢弃任何东西的乡村哲学：在大金，你可以花钱修表，修钟，修炉子，修电话或者电视机。在城市里，这些小生意大都难得一见；城里人对新产品的质量更有信心。在露天的货摊上，最醒目的商品是硬壳的旅行箱，提醒着人们，镇上最好的机会可能是出去。

敏有很多计划，来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给家里买个DVD机。“再买台饮水机，”她说。“那样就方便多了。”

时不时，敏的妈妈会越过女儿的脑袋看向我。“这地方太差了！”她热诚地笑着说。“我们太穷了！”

在通往她们村的路口，敏的妈妈叫了一辆有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一辆摩托，后面拖个铁皮车厢，下面装两个轮子，架了几块窄窄的木板当座位。里面坐着五名年轻女子，都穿着紧身牛仔裤和宽松夹克——跟敏一样，也都是回来过节的农民工。车子突突行驶在土路上，敏回头看着回家的人们。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的皮裤和细高跟的靴子走过稻田；一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一手拖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学步小儿。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朝我们微笑挥手。“这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敏说。“他老了。”

到了一片两层砖房跟前，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敏的爸爸沿着小路走来迎接我们——他瘦削，苦相，笑容疲惫——敏发现他也老了。家里很安静。敏的妹妹和弟弟都去亲戚家了；另外一个妹妹在家里看电视。敏进门的时候她只是抬头看了看，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