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九 村 庄(第7/8页)
这是敏头一次为自己求姻缘。她说不准到底有几分信,但也无妨。“即使你不信,”她说,“也得尊重它。”尼姑给了敏一块红布——必须收好,这东西会保护她。如果敏能如愿以偿,一年后她应该回庙里向观音还愿。观音是佛教里象征慈悲的女神,是出海的水手,无子的女人,以及所有失意人的保护神。
春节后,敏放弃了改造家里的计划。饮水机干了;大家都开始重新使用瓷杯子。塑料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见。敏转而集中精力准备再次离家的旅程。
一个下雪的日子,她坐了一个小时的摩托出租和小巴去看望中学时的两个朋友。这对姐妹在沿海打工;她们的父母务农,还照顾着一个精神残疾的十多岁儿子。敏到了之后,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的女孩。她把孩子抱起来,像老侦探在案发现场那样,把情况解释给我听。“他们的儿子弱智,所以想再生个男孩。结果是个女孩。当然,他们还是一样疼她。”她一边上下颠着孩子哄她,一边有点替他们辩护似的说。
“你在哪儿上班?”朋友的妈妈问她。
“东莞,在办公室,”敏说。
“干什么?”妹妹问道。
“文员,”敏说。
“真不错!”妈妈说。
敏转向姐姐程美琳,她二十岁,温柔美丽。“你呢?”
“不好,”美琳说。“我在饭店工作。”
“做服务员吗?”敏问道。美琳转开目光,没有回答。她妹妹程丽在河南一家超市的家居部工作。在敏看来,她们姐妹处于打工的最底层:服务行业非常累,还得伺候有钱人,受他们的羞辱。
吃午饭的时候,程丽跟敏讲了她的工作。她每天要干十三个小时,每月只有两天休息,休息日还得扣工资。
“跟我出来,去我工厂干吧,”敏突然说。“我们做手提包。普通工人工资是每个月七八百块,星期天休息。”
程丽望着母亲,母亲说,“看看你父亲怎么说。”
在同一个村,敏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可她没在。邻居说她的同学嫁了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现在待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女儿。那个邻居在家门口,扯足嗓门把细节都喊了出来。“她老公个子矮,又老又丑。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
这消息让敏很难过。“她本来会很有前途的,”我们走出村子往回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以为她会在外面打工干很长时间。我真的觉得她会有出息的。”
敏和姐姐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桂敏的男朋友出去上厕所,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就变了。桂敏和妈妈开始压低了声音吵架,语速很快——仿佛一场无声的争吵已经在沉默中积压多日。
敏的母亲责怪桂敏找了个不是湖北当地的男人。“如果你跟他结了婚,”她说着,提高了音量,“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桂敏在激怒中斥责妈妈。“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一片天,”她说。“如果你非让我跟他分手,我立刻就可以跟他分手。我谁也不嫁就是了。”母亲开始哭泣。
男友回来了,又将沉默带了回来。突然之间那些愤怒的话语都消失了,没有人再开口。桂敏使劲盯着电视屏幕。母亲起身离开了房间。“去帮帮你妈,”父亲对敏说。她站起来出去,眼睛睁得老大,激动地闪着光。桂敏开始收拾东西。父亲继续看电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敏试图跟母亲讲道理。“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她说。“如果桂敏跟他不幸福,就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如果跟着他很开心,那你就是挡一件大喜事了。”
那天晚上,桂敏跟妈妈没有再讲话,但她们仍然睡在同一张床上,头脚相对,跟她在家时完全一样。第二天早上,妈妈帮她准备出发。她们俩像往常那样交谈,就像前一夜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男友也表现得跟往常一样:没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桂敏和男友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到大路上。“那我们国庆节放假再回来,”告别的时候,男友对她的父母说。他们点头微笑,仿佛还是欢迎他的。
大年初五,敏离开了家。她的同学胡涛履行诺言,帮我们买了3:20去东莞的车票。那是趟慢车,十六个小时,没有固定座位,但在节后返城的高峰时间,他能买到票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跟敏的父母道别,然后爬到摩托车后面,她的一位叔叔骑车送我们进城。告别时母亲只说了一句,“抓紧”。
敏和两个来送行的朋友提前一小时到了车站。火车进站的时候会爆满,很难挤上车去。候车室气氛紧张,大家都聚精会神,就像短跑比赛开场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胡涛的踪影。敏每次打他的电话,都会收到消息说他关机了。
2:45分,宣布了火车停靠的站台,候车室瞬间跑空了。敏到外面找胡涛。她一个人回来,跟朋友刘丽亚商量了一下。也许我们俩应该先上车,然后再跟列车员说说,补上票。刘丽娅表示怀疑。“他们会马上把你们踢下来的,”她说。
三点多一点,胡涛出现了,他还是咬着牙毫无表情,一撇小胡子贴嘴巴上。敏和朋友们朝他直扑过去。
“你去哪儿了?”
“你知道已经三点了吗?”
他不知道。他手机关机,又没戴手表。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我们打了好多次,还是找不到你。”
他说没电了。
“我恨不得抽你两耳光!”敏说。胡涛一脸茫然,把票递给敏。
我们加入了候车的人群,等待着穿过一道铁门到达站台。警察来回巡逻,大喊着要乘客们不要拥挤。我和敏是最先穿过大门的人,但胡涛落在了后面。“别再管他了,”敏说。火车进站时,人们冲了上去,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车门都紧闭着。有一扇门打开,立刻人潮汹涌而来。车里伸出些胳膊和腿,阻止人群冲撞。乘客们都不想让更多的人上车,也许因为车厢已经满员,也许就是他们想给自己的朋友留点地方。有人肚子上挨了一脚;许多愤怒的人高声讲话。火车停留了十分钟,也找不到警察。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终于,在后几节车厢,我们发现了一扇车门开着,跑过去,挤了上去。车厢里满是人,但一个小时后,我和敏挤到座位边坐了下来。胡涛找到了我们,敏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坐到他腿上,两个人一起听她的MP3。这种亲昵很少见,敏终于来到我身边。“这个男孩就是我从前的男朋友,”她说。
“什么?胡涛?”
去年胡涛住在东莞的时候,敏曾跟他交往过——他就是那个敏丢了手机后失去联络的朋友。她回家第一天胡涛就打电话了,想跟她再续前缘。这些秘密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一无所知,我现在只好费尽脑筋把这些片断拼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