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17/26页)
金氏原姓张,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姓金,名人瑞,字圣叹,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人能文善诗,孤高率性,倜傥不羁。授徒讲学时,旁征博引,诸子释道,稗官野史,无所不包,议论大都发前人之未发,往往出语惊人,又好炫耀才学,极受当地士庶瞩目,有人目之为“才子”,亦有人视其为“狂生”[37] 。
金圣叹自幼学佛,喜与僧人结交,有联题佛经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他擅长扶乩降灵,自称天台宗祖师智 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在江南名气很大,曾至叶绍袁[38] 、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名人士大夫家中扶乩,不但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还往往说中事主心思,由此受到叶绍袁等人的崇信追捧,尊称其为“泐公”或“泐师”。钱谦益直言金圣叹真的像是受到某种神灵支配。
入清以后,金圣叹对清人屠杀江南百姓的暴行多有不满,遂绝意仕途,闭门著述。然及他听到顺治皇帝“金口”称赞其文章时,还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出现了“向北叩首”的一幕。
金圣叹期待的皇帝恩召没有到来,反而先传来了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虽然满清平定江南已有十余年,但并不得人心,没有多少人真正为皇帝的过世感到悲伤。甚至还有人幸灾乐祸,如文坛盟主钱谦益在哀诏传到江南后,不顾国丧之礼,公然宴饮作乐,还特意在所作诗作《后秋兴之十》题注道:“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39] 然较之旁人,金圣叹多了一份惋惜的伤痛,因为顺治皇帝本有可能成为他的“明主”。此时的金氏万万想不到,一场大狱即将兴起,而他亦将卷入其中。
清廷素怨江南多事,对苏州、松江等地格外征收重赋[40] 。当时苏州吴县县令任维初刚刚上任,即收到江苏巡抚朱国治令牌,称吴县积欠赋税严重,要求尽快上缴上年赋税银两。任维初遂改三六九日追比为日日追比[41] ,还专门在县衙堂上摆放了数十支大竹板,浸在尿桶中,打起人来,无不鲜血淋漓。不几天,就有一人死在板子下。
任维初虽以严刑催征钱粮,然荒年歉收,赋税又重,难以收齐。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任维初竟然还起了贪心,将常平仓[42] 粮食取出,命衙役总管吴行之以高价转手卖给百姓,所得钱财尽数收入自己腰包。至于仓粮短少之数,则分摊给全县各户征收。此事不久即被人揭穿,一时间,民怨沸腾。
刚好这时顺治皇帝驾崩,二月初一,哀诏下到江南。地方官员按照惯例在苏州府院(今江苏苏州道前街会议中心)设置了灵堂、灵牌,江苏巡抚朱国治、道台[43] 王纪及府、县等大小官员均要在灵牌前哭灵三日。
二月初四,义愤填膺的吴县诸生(通过院试的秀才)决意当众控告任维初的罪行,遂相约到文庙[44] 哭庙[45] ,再去府院向江苏巡抚朱国治参告县令任维初。
生员倪用宾、薛尔张等人写好揭帖后,想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便拿着揭帖去雅园(在因果巷与阊邱坊间)找在乡官宦顾予咸,请他指点。
顾予咸字小阮,一字以虚,号松交,出自“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唯亭[46] 顾氏,顺治四年(1647年)中进士,历知宁晋(今属河北)、山阴(今属浙江)、江阴。任知县期间,曾以收买叛徒作耳目的办法,扑灭了抗清义军白衣义军,由此被清廷“举天下卓异第一”,后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这一次,顾氏是因病回家乡苏州休养,因其在当地名望很高,又在京师任职,所以生员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
倪用宾、薛尔张等人去找顾予咸后,另一名生员丁澜则去找苏州府学教授程翼苍[47] ,索取文庙钥匙。
苏州顾予咸石刻像
程翼苍是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老进士,正与到访的金圣叹闲谈。丁澜进来后,金圣叹听说哭庙一事,连声道:“参得好,参得好。”程翼苍也对任维初不满,当即将文庙钥匙交给了丁澜。
丁澜取到钥匙后,与倪用宾会合,邀集了一百多人,齐至文庙,鸣钟击鼓,对着孔子的牌位放声痛哭。哭毕,诸生按照计划向苏州府院进发。沿路多有相随者,竟至千余人。
到了府台衙门,倪用宾等人进呈参帖,要求驱逐吴县县令任维初。江苏巡抚朱国治见生员聚集在衙门之外,群情激愤,且看热闹的民众越来越多,担心事情闹大,忙下令逮人。兵丁涌出,当场抓住了倪用宾、沈大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十一人,余人四散而逃。
这十一人中,丁观生是生员丁澜堂兄,朱时若是沈大来妹婿,均是跟来看热闹的,属于无辜受累。其余九人,则是随同倪用宾的生员。
道台王纪负责审理此案。王纪听说生员初衷只是为揭发吴县县令任维初的罪行,遂招来吴县衙役总管吴行之,询问私卖仓粮情况。吴行之招出了实情,称卖粮一事受命于县令任维初。
王纪问任维初道:“为什么要在征收钱粮时粜卖仓粮?”
任维初竟堂而皇之地回答道:“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宪[48] 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耳。”意思是,全因巡抚朱国治催粮催钱甚急,才不得不如此。
朱国治见任维初毫不避讳地牵扯出自己,忙出面庇护,为任维初开脱罪责,称卖粮是为清廷征集兵饷急用,并伪造了一系列文书、口供,掩饰了任维初盗卖官粮一事。
同日,苏州府学教授程翼苍听说自己的学生被官府拘拿,急忙写了参本,列出县令任维初催粮严酷、杖毙人命、私卖仓粮、中饱私囊等罪状,着人连夜送给巡抚朱国治。
程翼苍的本意,只是想营救生员,但他料不到的是,正是他这份参本,促使朱国治下定了要将众生员置于死地的决心。
二月初五,众官员哭灵完毕。朱国治召集众官员道:“本想从轻发落任县令一事,不料众生员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而今又有陈教授参任县令,只得呈报朝廷惩处,诸位以为如何?”
众官员不敢有异议,朱国治遂以震惊先帝、聚众倡乱、情同谋反的罪名,将苏州诸生上告朝廷。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十一日,朱国治奏疏抵达中枢。当时康熙皇帝年幼,由顾命大臣鳌拜辅政。适逢江苏金坛有义士反清,重镇镇江发生失窃机密案,清廷对哭庙案极为重视,立即派出满人大臣刑部侍郎叶尼、理事官英孥、春沙、海勒布前往江苏会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