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8/26页）

黄毓祺案后，钱谦益在苏州拙政园居住了一段时间，随即返回家乡常熟，表面在黄毓祺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仍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

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写信给门生永历朝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称中原根本在江南，中兴基业之关键，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江南历为财赋重区，人才荟萃，若能先行收复江南，根本已固，财赋渐充，则可取得扭转战局的先机。为此，钱谦益静心策划了一个号称“楸枰三局”的行动计划——

此计划的核心，是联络西南永历、东南鲁王监国军队以及福建郑成功三方，共同出兵，以主力会师于长江，一举收复江南。

这本是一个相当高远的战略计划，瞿式耜曾当面向永历皇帝称赞钱谦益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规划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除了明将定西侯张名振统率的鲁王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洲，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外，西南及福建的抗清主力均未出动，西南永历政权两位实权人物孙可望与李定国忽起内讧，几酿成大变。而福建郑成功本是大海盗之子，虽与钱谦益有师生之谊，却私心极重，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保存实力。他甚至失约于西宁王李定国，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被清兵击败。

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羽翼已成的郑成功终于同意钱谦益的请求，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然天公不作美，水师进入长江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郑成功不得不暂时退回厦门。

次年，郑成功再次率军北伐，会师张煌言部后，顺利进入长江。一路上清兵不堪一击，望风瓦解。在内地反清志士的引导和帮助下，郑成功军很快攻破瓜洲，并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及其所属诸县。

六月二十六日，郑成功部前锋已至南京。七月十二日，郑成功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连营八十三处，将南京团团围困。一时间，战舰蔽江，声势惊人。

消息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吓得六神无主，打算退位逃回关外，色厉内荏的本性暴露无遗。被母亲孝庄太后指着鼻子一番痛骂后，歇斯底里的顺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剑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驾亲征。孝庄太后急忙派众大臣谏阻，顺治皇帝这才没有再闹。

十分可惜的是，郑成功围住南京后，自以为破城只在旦夕，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释戈开宴，纵情娱乐，致使战机延误，战事拖延了一月之久。

而困守南京的清两江总督[20] 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郑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却积极备战。七月二十三日，郑军将士上下张乐歌舞，饮酒卸甲，为郑成功庆祝生日。郎廷佐趁机派军出击，大败郑军。郑军溃退，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至此，南明败局已定。密切关注时局的钱谦益又忆及当年“楸枰三局”，有诗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流露出无尽的怅惘和遗憾[21] 。

郑成功败出江南后，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满清的荼毒。清廷出动人马，在扬州、镇江、苏州、绍兴等地大肆逮捕曾经拥护和支持郑成功的人，数千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清初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

被逮捕的江南士绅，情节严重的被斩首，如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曾多次与郑成功私通信息，被处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郑成功退出江南、张煌言孤军无援而陷入仓皇失措时，亲到张煌言军中劝其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也被清廷杀害；情节轻的，也被发配宁古塔为流人。如前面提及的祁彪佳、商景兰次子祁班孙即受通海案牵连而远放宁古塔[22] ，长子祁理孙不久亦因此事郁郁而亡。

第六节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到清朝顺治年间，局面则完全反转了过来，以冯铨和刘正宗二人为例：

冯铨是顺天涿州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曾备受南方大臣打压。明崇祯皇帝定逆案时，冯铨因曾依附谄事魏忠贤，被定为“魏忠贤党”，罪列第二，终崇祯一朝，未能得志。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入清后，冯铨、刘正宗二人均凭手段当上了清廷的高官。冯铨善于揣摩执政者心意，摄政王多尔衮对其十分满意，令其入内院协理机务。刘正宗善写五言古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号称“秀妙无伦”，因文章、诗词、歌赋出众，成为顺治皇帝的文墨挚友。顺治皇帝每得著名书画，必经刘正宗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顺治皇帝还常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刘正宗，御府图书题跋也多出自其手。

江山换了主人，大臣却还有不少是前朝旧臣，“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冯铨和刘正宗成为北方派系大臣的首脑人物，南北之争依旧在延续。不过清初的党争比明朝更要复杂，清廷不居中调和，反而借势利用，将其当作打压江南士人的工具。

冯铨及其党羽山东淄川人氏孙之獬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素为众人所不耻。以陈名夏[23] 、龚鼎孳[24] 为首的南方官员弹劾冯铨是前朝阉党余孽，曾在天启年间依附大宦官魏忠贤，这才得以爬到大学士之位。冯铨则反唇相讥，揭发龚鼎孳曾经投降过闯王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

彼时摄政王多尔衮掌管朝政大权，当面问起龚鼎孳投降李自成一事是真是假，龚鼎孳竟然回答道：“岂止我龚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说：“龚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当时汉人高官如洪承畴等均是南方人，冯铨一度处在下风，但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公开支持了冯铨一派，不过也未贬斥南方籍大臣，表面上对南北两方的争斗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实则是支持冯铨。之所以如此，盖因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士族十分警惕。多尔衮执政期间，一向对汉人大臣采取猜疑、压制的态度。南北党争中，南方大臣陈名夏、龚鼎孳均是声名远播的才子，而冯铨则名声很坏，多尔衮公然予以庇护，就是因为冯铨是最早剃发留辫的汉人大臣之一，远比陈名夏、龚鼎孳对满清更为忠心耿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