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十三年后，任何过去不认识我的人——事实上，没有人认识我——可能都以为我在纽约这座热闹的城市里过着单身女郎梦寐以求的生活。别人或许以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幸都过去了，我已经从伤痛中走出来。

早期对概率的所有研究助我取得成功，获得了一份稳定但算不上十分光鲜的工作——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当精算师。我发现自己很适合为这种用死亡和灾难做赌注的公司工作。而且，公司还允许我在家办公，这对于我而言，简直是天堂般的待遇。

我的父母无法理解我当初为何急于搬去纽约市，因为当时我还在恢复期，尤其心里仍然充满恐惧。他们不明白门外随时人来人往是一种多么安全的感觉。我曾试着向他们解释，在纽约市，永远能有人听到你的尖叫声。更不错的是，在这座彻夜不眠的都市里，大楼里都设有门卫，这会带来不少好处。因此，我搬到了曼哈顿上西区，与数百万人成为邻居。但是，如果我不愿意，就没有人能够接近我。

大楼前台的鲍勃有事会上来按门铃，他知道，如果没有回应，便表示我不想见任何人——无论有什么事情也不见。他会亲自将我订的外卖送上来，因为他很同情我这位住在11G的疯女人，更是因为，我节日给他的小费是其他任何人所给的三倍。事实上，我可以每天都待在家里不出去，每餐都叫外卖，将每件需要出门办理的事情外包给别人做。我有方便的无线网络，并定制了高级光纤电视套餐。这套简单的公寓由我父母出资购买，里面配备齐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私密空间里完成。

在被救出来的头几年里，我的生活非常混乱，但我有幸得到了心理治疗师西蒙斯医生的帮助，一周去见她五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我得以重返大学完成学业，然后找到工作，勉强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心理治疗遇到瓶颈，效果停滞不前，我发现有一个关卡我始终无法跨越。

之后，我的情况开始恶化。我在潜移默化间慢慢畏缩起来，最后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迈出公寓的大门。在这个我认为早已失控的世界里，我只想安然地待在属于自己的安全壳中。我会使用日益精密的软件记录每天发生的险恶之事，因此世间的各种邪恶在我脑海里堆积得越来越多。

后来，有一天，门铃响了，鲍勃说不是外卖或快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来自我的过去的人。本来，我不应该让他上楼来，但我觉得欠这位特别的来访者一份情。事情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重演的。

“卡罗琳。”吉姆·麦科迪探员一边叩我的门，一边喊着我的名字。我呆呆地站在门的另一边。自从上次接到来信后，我已经有两年未与他联系。我还没有准备好，与来自那段生活的人进行正常沟通。

自从上次收到监狱来的那封信后，我便开始将自己完全关在家里不出去。即便是触摸他碰过的东西，读到他想过的事情，也会让我掉入绝望与恐惧的旋涡中，而我曾经以为自己早已摆脱了这一切。西蒙斯医生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上门为我治疗的。我知道，收到信后的第一个月，西蒙斯担心我会自杀，但她没说出来。我母亲坐飞机来看我，父亲也每晚打电话过来问候。我感到自己的世界受到了侵犯。事情开始重演了。

“卡罗琳，你能把门打开吗？”

“是萨拉。”我隔着门更正道，非常气愤他按照协议叫我的另一个名字，那个我留着在外面世界使用的名字。

“对不起——萨拉，你能让我进来吗？”

“你带了另一封信来吗？”

“卡——萨拉，我需要和你谈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关于这件事，西蒙斯医生已经向你提起过。她说我可以来拜访你。”

“我不想谈，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停顿了一下，但接着又明白这事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条不紊地拉开三个锁定插销，打开一个普通门锁，缓缓将门打开。那人站在门口，向我出示了手里的工作证。他知道我肯定想确认一下他是否仍然在职。我微笑了一下，然后防御性地把双臂交叉放于胸前，收起脸上的笑容，并后退了一步，“为什么非得找上我？”

我转过身，他跟在我后面进了屋。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我没有为他送上任何饮料，因为担心他觉得在我这里待着太舒适而久久不想离开。他四处张望了一下。

“房间布置得很完美。”他慢慢露出一丝微笑。“你仍然没变，萨拉。”他拿出笔记本和笔，以相互垂直的完美角度认真地摆在咖啡桌上。

“你也是。”我说。我注意到了他的一丝不苟，不由自主地再次笑了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找你，”他慢慢地开始说道，“也知道为什么会是现在。是时候了。”

“什么是时候了？”

“还有四个月。我提前来帮你做好准备。我们可以一起做准备。我们会为你厘清每一步。你不是一个人。”

“但是克里斯汀呢？还有特雷西？”

“克里斯汀不愿和我们谈。她不愿和社工说任何话。她已经与我们完全断绝联系。她嫁给了一个投资银行家，她丈夫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可能连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她住在公园大道，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今年已经开始在圣公会学校读幼儿园。她不会再沾染这件事。”

我对克里斯汀的情况略有所知，但我完全无法相信她能够像切除肿瘤一样将过去的一切彻底地从她的生活中斩断。

不过我早该料到会这样，因为当初就是克里斯汀建议我们改变身份，以便让媒体无法对我们的故事刨根究底。她从警察局出来时便已打定主意，仿佛过去两年未曾挨过饿，过去三年里也没有蜷缩在角落哭泣。她未曾回头，没有向我或特雷西告别，也没有像特雷西那样精神崩溃，更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那几年的羞辱和痛苦摧毁。她只是勇敢地继续向前迈进。

从那以后，我们仅能从与我们都认识的社工那里了解到克里斯汀的大概情况。这位社工每年都试图让我们聚在一起，以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彼此从伤痛中复原。但是，克里斯汀回复的消息总是说，她已经完全康复，感谢大家的关心，最好不和我们见面。

“那么特雷西呢？”

“特雷西会来。但是你必须明白，光靠特雷西一个人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她性格沉稳，人又聪明，而且能言善辩。她现在甚至可以算是个小企业家了，有她还不够吗？”

他低声笑道：“我觉得特雷西算是一个有贡献的社会成员，但她不完全是一个地方蔬果商，更像是当地的激进女权主义活动分子。加之她出版的那本杂志关注女性受暴力虐待，别人只会觉得她的言辞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