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44

我过了一半马路，爬过一道生锈的分隔栏杆，躲开一大群驶来的车子，走向帕穆克。他看到我走近，完全不掩饰他的厌恶。至少我也省得要讲些客套话了。

“你有一支奇戈玛笛吧？或者是借来的？”我问。

“一支什么？”

我很确定我的发音没那么糟，他只是故意想为难我。

“奇戈玛笛。”我又说了一次。

他一脸茫然，然后耸耸肩。“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或许是因为你的口音。”

我设法按捺住脾气，拿起一根他修理乐器时所使用的皮革缝线锥，上头有一根很长、很尖的金属针。我用那根锥子刮着他的桌面……

“嘿，你在干吗？”他抗议道，但我没理会。

“就是这个，”我说，我在桌上刻出了那个乐器的名字，“现在认得了吗？”

“认得，”他说，只是匆忙看了一眼，“奇戈玛笛。”怪了，听起来跟我的发音几乎一模一样。

“大约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吹奏过这种乐器，或许是一首民间乐曲？”我问他，只是为了完全确定我找到了正确的电话亭：有很多调查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调查者太急着寻找信息，因而贸然做出了错误的结论。

“不晓得—我不记得了。”他说，态度粗暴得难以置信。

在迷宫中摸索许久，总算就要找到一个确实的线索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激动，而且或许因此一时失去理智。我手上还拿着那把凶恶的小缝线锥，帕穆克的左手就放在桌上。我动作太快了，他可能根本没看到，线锥的针尖就已插入他大拇指和食指之间那片薄薄的皮肤，把他的手钉在桌上。他痛得大叫，但他应该感谢我刺得很准—差个半寸的话，他就再也没办法弹奏贝斯了。

我立刻抓住他的前臂，免得他乱动—在这样的状况下，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抽回手，这么一来，就会撕裂那片肉，损伤也会大幅增加。但我抓着不让他动，他就只会有一个穿刺伤，尽管很痛，却很快就能愈合。

不过好笑的是，一根穿透他手掌的钢锥，竟也让他专注起来。他盯着我，听着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同时痛得咬着嘴唇。

“你是个很好的贝斯手，”我告诉他，“或许是我听过最好的之一—而且这方面我很内行—但如果你人生不得意，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错。

“你不喜欢演奏其他人的音乐？那就离开。自己写歌，或是演奏民间音乐给观光客听，总之做点事情—但是改掉那个臭脾气。

“这是我的劝告。然后我要警告你，接下来你敢跟我撒谎，我保证你就再也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就连弹奏《妈妈咪呀》第一万次都别想—如果你能用牙齿弹奏尤克里里，都算走运了。懂了没？”

他点点头，很害怕，大概认为我是某种美国的神经病公务员。我考虑要跟他说那是邮局员工，不是联邦调查局，但决定暂时算了。我叫他千万不要动，然后抽出那根锥子，没让伤害扩大。他痛得猛吸一口气，接下来我把桌上那瓶打开的茴香酒倒在他伤口上，他才痛得大叫。

“酒精，”我解释，“是很好的消毒剂。”我抓起一块白色的干净亚麻布—原先是他打算修好乐器后用来擦亮的—缠住他的手。我缠得恰到好处，紧得足以减轻疼痛，同时又能止血。

“你当过医生？”他问。

“不，”我说，“只是学过一点相关的知识—大部分是治疗枪伤。”

他瞪着我，然后判定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正是我需要的态度。“你平常会吹奏奇戈玛笛—是或不是？”我一包扎好伤口，就又问了一次。

“是。”他回答，很庆幸终于能缩回手，同时弯曲了一下手指，好确定都还能活动自如。

“这回我的发音怎么样？还行吗？”

“不坏，”他说，“多亏那根针，这回好像进步了很多。”

我忍不住大笑，帮他倒了一杯茴香酒，讲话的口气也没了怒气。

“我要你听一段音乐，”我说，拿出我的MP3随身听。“这是你吹的吗？”

他听了一会儿。“对……没错，是我吹的。”他回答，声音充满惊奇。

于是我知道，毫无疑问，我的逻辑没有被情绪搅乱。

“你是怎么录到的？”帕穆克问，指着那个MP3随身听。

“有个人来加油，”我撒谎，“坐在车上的人正打电话到纽约，在录音机里留了话，所以背景里就有了这段音乐。这是一桩谋杀案的调查—其他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泄漏那个电话亭的重要性，甚至连提都不能提。所以看到他完全接受我的解释，我觉得很满意。

“纽约？”他说，微笑着，“哇—我终于成为一个跨国录音艺人了。”

我也微笑，指着我刚刚看到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东西。“你们有摄影机。”我说。

“是啊，以防万一有人不付钱就开车跑掉。或是武装抢劫，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听我说，帕穆克先生，你们是用什么系统录像的？录像带还是光盘？”

“这个系统很旧了，是录像带，”他说，“VHS。”

“在哪里—设备和录像带？”

“都在这里—办公室里面。”

“好吧，”我说，“那些录像带是怎么登记、存档的？”

他大笑。“什么存档？里头有个箱子，把录像带丢进去就是了。”

“然后重新使用，新的盖过旧的？”

“没错。”他说。

我害怕的就是这样：有个摄影机拍到了那个女人来到电话亭—无论是走路或开车—但录像带经过重复使用，于是把影像盖掉了。

“好吧，”我说，“告诉我操作的方式。谁负责换录像带？”

“我们每个人都负责—看谁当班，”他解释，“轮到你值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收款机里面的金额正确，接下来就是去检查录像设备。

“如果录像带快录完了，”他继续说，“就退出来，扔进旁边的箱子里，另外挑一卷放进去倒带，然后开始录像。”

“所以有些录像带可能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用过，对吧？”我问。

“那当然—要看抓起来录的是哪一卷。箱子最底层的录像带，说不定一整年都没用过。”

我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是，我也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有人没付钱就开车跑掉，那你们怎么处理？”我问。

“我们就去看录像机，倒带检查，记下车牌号码，然后报警。”

“你们会把录像带交给警察吗？好让他们交给检方起诉之类的？”

他看着我，不敢相信地大笑起来。“这里是土耳其，威尔森先生。警方会查出车牌号码，去找那个家伙谈。很快地，他就会同意吐出两倍的加油金额，赔给加油站。然后他还会付‘罚款’给警察，好让警察放进自己的口袋。根本不需要检方。这样大家都很高兴，除了那个溜掉想赖账的人，但反正没人在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