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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三天，就像是一架撞毁了的飞机残骸，正进行事后审慎的检查，希望能发现出技术上的失误。不过，说实在的，能够发掘出来的，实在少之又少。

经过了在机场的一阵发泄之后，巴雷已经逐渐恢复过来。他在车子行进途中经常自顾自地发笑，并且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羞怯看着沿路他所熟悉的路标。他也打了好一阵子的喷嚏。

奈德已经决定让巴雷先在武士桥的那间房子里过一夜，再放他回自己的公寓。我们一进屋子，巴雷就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扔到客厅，把手环绕在寇德小姐的脖子上，对她宣布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诚实无伪，并且奉上一顶维克娄或任何人在事后都不记得他在何时购买的山猫皮帽子。

就在这时候，我偷偷地告退而出。克莱福要我到十二楼，去与他面对面地做一个他所谓的“重要会谈”。不过，很显然地，他想做的，只不过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一些情报而已。斯科特·布莱尔紧张吗？他有没有失常？他怎么样了，帕尔弗莱？庄尼在那儿听着，很少发言，据他说，鲍勃已经被兰利召回去开会磋商。我只把所见的告诉他，没有删减情节，当然也不会加油添醋。他们两人在听我讲巴雷落泪之后，都不免大吃一惊。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再回去？”克莱福说。

就在同一天晚上，奈德单独与巴雷共进晚餐。不过，这还谈不上作汇报。

这是一段失魂落魄的时期，录音带中，巴雷的音调比正常高了一个音符。我和他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正谈着歌德，但是态度是故作客观的。

歌德已经老了，已经不复当年的活力了。

歌德真的是只惊弓之鸟。

歌德似乎已经戒掉喝酒的习惯。他随时随地都会兴奋。“你应该看一看他的手。哈瑞，他把手放在地图上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我听他这么一讲，心里就想：你也该看一看你自己的手。你大概不知道你在机场喝香槟的时候，手抖得有多么厉害。

他在那天晚上只提到卡佳一次，还是故意用一种不经意态度提起的。我想，他大概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可以不带情感就如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一样。这倒不是说他狡猾，其实如果我们没教过他，他也不会做得出。现在我们是他情感依系所在，他害怕若失去我们，他将落得无所依靠。

他说，卡佳担心她的孩子远胜过担心她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又是故意装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认为大部分的母亲都有相同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来讲，她的孩子象征了她想要拯救的世界。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所做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崇高母爱，你同意吗，奈德？

奈德点头了。没有一件事是比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更叫人为难的了，巴雷，他说。

但她真是个好女人，巴雷坚持道，一派施恩者的模样，就他近来的个人风格来说，似乎态度太坚决了点。但是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有像圣女贞德一样的道德勇气，那么卡佳就是你所要的女人。她不但有勇气，还很漂亮，这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懂得他在说些什么，就知道他实在有些欠缺含蓄。

由于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们都已拿过她的照片来欣赏，所以就只好装着相信他的话。

十一点，巴雷一边抱怨着时差，一边就打起瞌睡来了。我们站在大厅里目送他爬上楼梯去睡觉。

“不管怎么说，那是个好东西，是不是？”他靠着楼梯的栏杆上，透过他小而圆的眼镜对着我们露齿而笑，“我是说他交给我的那本新笔记本。你们不都看了吗？”

“那些研究人员此刻正在挑灯夜战，不眠不休地赶着读它呢！”奈德回答道。其实，那些人此刻正像猫狗抢食物一般地抢着看，只是他很难启齿罢了。

“专家都是上了瘾的人。”巴雷说，又笑了一笑。

但他还是站在原地摇晃着，好像是在寻找另一个适当的出口。

“必须有人在那个麦克风上下下工夫了，奈德。它们架在我的背上，把我的背弄得一块青一块紫的。你若预备再送一个笨蛋去，最好能挑背厚一点的，顺便问一下，鲍勃叔叔在哪儿？”

“他到处留情去了。”奈德说，“现在，他可有事忙了。他希望最近能见你一面。”

“他是不是去找沃尔特了？”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奈德说。他一说完，我们都笑了。

就在当晚，我接到了我太太玛格丽特的一个电话。她说她在巴辛斯托克收到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她认为这张罚单罚得不公平。

“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经打停车信号，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车，白色的，一头油亮的黑发——”

我很不聪明地笑了，并且告诉她说开着捷豹车、头发乌黑发亮的小伙子也不可能在停车的尺度上有额外的权利。但幽默向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专长。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莱福又要求我到场。首先他盘问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后要我对庄尼说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