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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搭乘一架小飞机于黄昏时分抵达那个小岛。这架小飞机属于一家大型的美国私人公司。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狭小而树木繁茂的岛屿是属于谁的。小岛的中央地带陷入海中，两端翘起，形同圆锥。因此，当我们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倒塌在大西洋里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帐篷。我猜测这个岛屿长度有两英里。我们看到岛的一端有一幢新英格兰式的楼房，另一端有小小的白色码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管那幢楼叫避暑别墅，因为在冬天没有人会去那儿。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一个有钱的波士顿人建造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自称是乡村人士。我们感觉机翼正在摆动，带着咸味的空气由嘎嘎作响的机舱窗口吹了进来。我们看见海面上波光荡漾，好像是照在文身人身上的探照灯光，又像看见马儿们在水面上争食。我们还在陆地上看到一座面向西方的灯塔。照我估计，我们已经沿着缅因州的海岸飞了五十八分钟。两旁的树木迎面而来，天空在眼前消失了，飞机突然沿着一条长满了草的跑道边跳边摇地停了下来。跑道尽头蓝迪和他的那一批人，还有一辆吉普车正等着我们。蓝迪看来非常壮硕，美国人中，能跟他比的没有几个。他打着领带，身穿一件风衣。我觉得我认识他的母亲。

“欢迎你们莅临本岛。你们在此期间，由本人负责招待。”他首先握了握巴雷的手。他们一定已经把巴雷的照片给他看过了。“布朗先生，这真是我的荣幸。奈德？哈瑞？”

“你真好。”巴雷说。

我们绕到山的一侧的时候，看到背海耸立的松树益发显得黑。蓝迪的那批手下坐着另一辆车子尾随在我们后面。

“你们都是从英国来的吗？撒切尔夫人真是一位好舵手呀！”蓝迪说。

“她随着这条船沉没的时候快到了。”巴雷说。

蓝迪一直在笑，好像他这一路下来刚刚才学会笑似的。布朗是巴雷在这一趟旅途中的代号。即使是护照（由奈德携带着）上，他的名字也是布朗先生。

我们经由一个堤道颠颠簸簸地开到警卫室门口。门开了，我们进去之后随即关上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海中的一个岬角上。岬角顶端就耸立着那一幢楼房，隐藏在草丛中的弧光灯将它照射得通明。在楼房两侧隔得很远处，才有草地和被风吹得光秃秃的灌木丛。一个断裂得不成样子的防波堤在海水中不停地晃荡着。蓝迪把吉普车停好了，拿着巴雷的行李，就领着我们走过一条竖着路灯，两旁种有绣球花的路，一直走到一间船尾。在我们到波士顿的途中，巴雷打过瞌睡，也喝醉过，又一直吵着说影片不好看。在小飞机上，他也对着新英格兰的风景皱过眉头，好像它的美惹恼了他似的。但是一等到我们落了地，他似乎就又重新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布朗先生，我受命接待你在新郎套房住下。”蓝迪说。

“能住在这儿真是再好不过了，老兄。”巴雷礼貌地说着。

“你真的这样想就好极了，布朗先生，老兄？”

蓝迪叫我们经过一个铺了石板的大厅，到了船长室里。室内摆设出自设计师之手。房间角落里有一张铜床；窗户边有一个写字台。墙上挂着船上的装备，令人觉得足可以假乱真。就在一般美国人都拿来当做厨房的小室里，巴雷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一个冰箱，他拉开门，往里头瞧了瞧，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什么东西。

“布朗先生希望在傍晚的时候，他的房间里有酒可喝，蓝迪。如果你的橱柜里有酒的话，他会感激不尽的。”

那一栋避暑别墅是一间童年的陈列馆。在门廊上，槌球比赛用的蜜色木槌靠着一辆满是灰尘的山羊拖车，车里装满了从海边捡回来的龙虾浮标。门廊里有蜂蜡和皮革的味道。大厅里挂着几幅捕鲸船的画。另外，在这几幅画的旁边，还挂着几幅头戴宽边帽的男女画像。我们跟着蓝迪走上了一道宽阔整洁的楼梯，巴雷尾随在我们后面。我们每上一级，都可以看到镶着彩色玻璃的拱形窗户，像是缀着珠宝通往大海的门户。我们来到了一条走廊，走廊的两旁有几间卧室。最大的一间是给克莱福的。从阳台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花园和花园下方的船尾。海那边的大陆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此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下来了。

在一间有白椽的餐室，一位兰利派来的女孩为我们端上缅因州的龙虾和白酒。她有意地尽量将目光避开我们。

我们进餐的时候，蓝迪为我们解释这间屋子的规矩。“在此，我先要拜托诸位不要和那些工作人员称兄道弟。只要和他们道声早安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和他们说，最好先对我说，让我来替你们转达。虽然我们为了诸位的方便和安全设有守卫，但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我们所属的土地内。拜托。谢谢！”

晚餐和演讲都结束了，蓝迪带着奈德到联络室里去，而我则陪着巴雷回到了那间船尾。一股强劲的风吹打着花园，就在我们经过那里，走出那些照明灯之外的时候，巴雷似乎朝着花园鲁莽地笑着。手持无线电话的那些男人看着我们通过。

“下盘棋怎么样？”我们到达他的门口时，我这么问他。

我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但是事与愿违，而我也摸不清他此刻的情绪到底如何。他轻轻地拍一拍我的手臂，跟我道了晚安。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但是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我还是清楚地瞥见了一位步哨的身影，在离我们不到两码的黑暗中站岗。

第二天早上，罗素·薛里顿两手握着我的手，以恭维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哈瑞，最近还好吧？”

自从他到伦敦出公差以来，他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他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更黑了一些，更哀伤了些，他身上的蓝色西装也比以前大了一两号，白色衬衫里头还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六年了，同样那股殡葬业者味道的刮胡水，仍弥漫在这个苏联行动的新负责人身上。

他手下的一群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离他远远地站着，手上抓着他们的旅行袋，像是站在机场，束手无策的一群旅客。克莱福和鲍勃在他的两侧，他们三人像是一队士兵。鲍勃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他脸上满布着风霜的笑容取代了他十足的自信。他淡淡地欢迎我们，似乎已经有人警告过他，要他离我们远一点。

大家的心里，已经都打了个底——这场会议就要揭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