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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
“我管这里叫‘惬意的猪’。”丘吉尔说。
“哪里，阁下？”我说。
“哦，当然是这栋房子。查特韦尔庄园。而且如果你是佩里先生，那我就是丘吉尔先生，别再叫我‘阁下’了。”
“好吧。”我说，生生把“阁下”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们来到一个天井，周围是一片低矮的规整式园林，不过这位财政大臣带我绕过房子去看的并不是这座花园。“这就是三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从山顶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乡村美景。远处有一片森林，里面有山毛榉、栗树、橡树，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还有我所见过的最长、绿草最茂盛的斜坡。
“惬意的猪共占地80英亩[10]，”丘吉尔说，“不过正是因为峡谷的美景和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买下了这个地方，虽然克莱门蒂娜[11]说这里太贵了，而且还需要重建，我们负担不起。我觉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太美了。”我说，意识到我自己有些词穷。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玛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个子说道。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种不同的美，阁……丘吉尔先生，”我说，“珠峰到处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线和狂风。包括狂风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冰冷刺骨。一般情况下，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甚至连青苔都没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乌鸦外，没有任何生物。没有树、没有树叶、没有草……几乎没有柔软的东西，丘吉尔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风。这里更……温和、更有……人气。”
丘吉尔一直在仔细聆听，现在他点点头。“我最好接着工作。修完了那道墙，克莱门蒂娜卧室的露台扩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墙，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墙。”他挥动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边，“我还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总是乐趣无穷。”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过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像你们美国佬爱说的那样，别拘束，就当成你自己的家。”丘吉尔说，“要是你饿了，就告诉梅森或马修斯，他们会给你做三明治。客厅里有酒，你的套房里也有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在你们那一边池塘[12]，你们管这叫苏格兰威士忌。你的房间里还有书，不过你也可以随意从主藏书室借书。要是你找不到书，那是因为你压根儿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游戏。6点我们会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点30分吃晚餐，用餐时间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位客人会让带一架放映机来，饭后给我们放电影。或许只给孩子们放。我想你肯定会发现今晚一起吃晚饭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为如此，待会儿见，佩里先生。”
*
我见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劳伦斯。美国记者罗威尔・托马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期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到楼下参加酒宴，劳伦斯正好也到楼下来。他穿着阿拉伯王子那种裹住全身的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弯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镶嵌着珠宝。
“挺傻的，我知道。”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并握了握手，然后他说，“不过孩子们喜欢。”
没多久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们，丘吉尔称他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后来T.E.劳伦斯小声对我说，1916年，无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无法摆脱那些纸糊似的飞机的水平螺旋状态而丧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数学想出了一种机动飞行动作，并称这种方法可以让所有飞机摆脱最严重的尾旋。劳伦斯告诉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依旧戴着那条女人气十足的白色棉头巾——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行员都说这种飞行动作不起作用，于是这位教授亲自上阵，展示如何飞行。他在不带降落伞的情况下驾驶一架斯帕德飞机，故意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水平螺旋状态，利用以数学为基础的机动飞行动作，熟练地将飞机从俯冲拉起，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远。显然，秘诀在于让人的手与脚离开控制装置，据林德曼教授说，如果飞行员放任不管，飞机自身便会笔直飞行，与地面平行。他称，正是所有对控制装置的校正和过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劳伦斯说，教授驾驶另一架较旧的双翼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并再次拉起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