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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劳伦斯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在这之后，所有皇家空军飞行员都要学习教授的机动飞行动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们在内约有12人。丘吉尔的女儿戴安娜十六岁，儿子伦道夫，看上去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名叫萨拉，还有孩子们的两个表兄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名字我忘了），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大约和戴安娜及伦道夫的岁数差不多。晚宴期间，丘吉尔向教授“发难”，让他“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里用浅显明了的话告诉我们量子论到底是什么”。
丘吉尔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他的表，开始计时，林德曼教授就开始讲，还余出二十秒时间他就讲完了。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真的听懂了。
参加晚宴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厅中接过一大杯冰镇香槟酒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看到的这个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医生一起，在种茶场待了一个月养病，我在那里等待着，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会突然出现，在那期间，我经常想到希特勒。在种茶场，在坐船从印度返回的那几个星期航程里，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文字。
现在希特勒就在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优柔寡断起来（我担心的不仅是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还担心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过我注意到这人有一头卷发和愉快的表情，脸部骨架微微有些长，而且我还意识到正是这人的假胡子才会使得他和希特勒那么相像，在逗玩孩子们之后、晚餐之前他把胡子摘了下来。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此人是查理・卓别林，他虽然在英国出生，现在却是美国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于此，卓别林带来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要在饭后给我们放他最新的电影，以免影响孩子们休息。
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