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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她伸出一条裸露的手臂挠着我的耳朵，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和我结婚？”

“怕是连六个月都维持不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说，“就算维持不久，难道不值得？你指望生活给予你什么——万无一失的保险？”

“我四十二岁，自由自在惯了。你呢，稍微有些——不太严重——被钱宠坏了。”

“我三十六岁。有钱并不是不光彩的事，与钱结婚也一样。绝大多数有钱人不配有钱，也不懂怎么当个有钱人。不过这种情形不会长久。我们会有另一次战争；等打完仗，谁都会钱囊空空——除了骗子和恶棍。其余的人都会交税交到一文不名。”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将其中一缕缠在我手指上。“你说得大概没错。”

“我们可以飞去巴黎，在那里好好享受享受。”她支起一条胳膊，低头瞧着我。我能够看见她眼里的光亮，但看不清她的表情。“你抗拒结婚吗？”

“一百个人里只有两个是婚姻美满的，其余都是凑合。二十年后，男人剩下的就只有车库里的一条工作凳。美国女孩厉害得很，美国妻子就更上一层楼了。更何况——”

“我要喝香槟。”

“更何况，”我说，“对你来说，这只是一段插曲。第一次离婚最艰难，以后的就只是经济问题。对你来说这也不成问题。十年后，你在街上跟我擦肩而过，要是你注意到我，可能会想一下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你这自足自满、自鸣得意、犟头倔脑的混账。我要香槟。”

“这样你才会记住我。”

“而且自以为是，彻头彻尾地自以为是。现在多了点瘀伤。你以为我会记得你？不管我嫁过多少男人，跟多少男人上过床，你以为我都会记得你？我干吗要记得你？”

“对不起，我高估了自己。我去给你拿香槟。”

“我们不是既甜蜜又理智吗？”她挖苦道，“我有钱，亲爱的，而且我会越来越有钱。我可以把世界买来给你，要是它值得我花钱。你现在拥有什么？有间空屋可以回去，连一条狗一只猫都没有；白天在一间窄小憋闷的办公室里眼巴巴地坐等生意上门。就算我跟你离婚了，我也绝不会让你过回这种日子。”

“你怎么拦得住我？我又不是特里·伦诺克斯。”

“对不起。请你别提他，也别提那个金色冰棍儿韦德的女人，也别提她那倒霉蛋醉鬼丈夫。你想成为唯一一个拒绝我的男人？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已经给了你我给得出的最高称誉了。我要你和我结婚。”

“你已经给了我更高的称誉了。”

她开始哭起来。“你这傻瓜，你这不折不扣的傻瓜！”她脸颊湿漉漉的，我可以感觉到她脸上的泪水。“就算只能维持六个月、一年或两年，你又损失了什么？不就是你办公室书桌上的积灰、百叶窗帘上的尘土，还有你现在孤独寂寥的日子么？”

“你要再来点香槟吗？”

“要。”

我将她揽过来，她伏在我肩头哭泣。她不爱我，我们都清楚。她不是为我而哭，只是现在她恰好想哭一会儿而已。

她离开了我肩头，我下了床。她去了浴室补妆。我拿来了香槟。她回来时脸上挂着微笑。

“对不起，我哭了，”她说，“六个月后我会连你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拿到起居室去吧，我想看见灯光。”

我遵命行事。她像刚才一样坐在沙发里。我在她面前斟香槟。她望着杯子，却没去碰。

“那我就自我介绍，”我说道，“我们到时再一起喝一杯。”

“像今晚一样？”

“永远不会像今晚。”

她举起香槟，慢慢地喝了一点儿，接着转过身来，将余下的泼在我脸上。然后又开始哭泣。我摸出手帕，擦了擦自己的脸，又为她擦了擦脸。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她说，“不过看在老天的分上，千万别说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从来搞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做某件事。”

我往她的杯子里又斟了些香槟，嘲笑她。她慢慢地喝着，然后转过身，倒在我腿上。

“我困了，”她说，“这回你得抱我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次日早晨，我起来煮咖啡时她还睡着。我洗了澡，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她才醒过来。我们一起吃了早餐，我叫了出租，提着她的行李包走下台阶。

我们道了别。我目送出租车消失在视线里。我走上台阶，走进卧室。我将床弄乱，再铺整齐。一只睡枕上留着一根长长的深色头发。我心里坠着一块铅。

法国人有一种说法可以形容这种感觉。那帮杂种对什么都有个说法，而且说得总是那么贴切。

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