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蛾

当纽约霍乱流行的恐怖时期，我接受一位亲戚的邀请，到他那位于哈得逊河畔的装饰性郊外别墅的幽静地点去度过两个星期的时光。我们在这里有一切夏季通常的消遣方法；在林间漫步、作速写、划船、钓鱼、沐浴、听音乐和看书籍，我们本该够快活地度过这段时间，如果没有那可怕的情报每天上午从人口稠密的城市传到我们这儿来。没有一天它们不为我们带来一些熟人死去的消息。于是，当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时，我们学会了每天期待失去一些朋友。最后，每当一个送信人走近时，都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就连从南方来的空气似乎也叫我们联想到死亡。确实，这种使人陷入无能状态的思想整个占据了我的灵魂。我既不能说，又不能思考，也不能梦想任何事情。我主人的脾气是很少激动，虽然他在精神上也感到很抑郁，但还是尽力鼓舞我。他的丰富的哲学理智任何时候都不会受虚幻事物的影响。对于恐怖的实质，他是充分注意到了的，但对其阴影，则并不忧虑。

他想用我在他图书馆里找到的一些书，把我从已经陷入的反常忧郁状态中唤起，他的这种努力大都归于失败。他这种做法的性质是，不管我内心潜伏着的是什么遗传迷信种子，都要迫使它们发芽。我曾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外阅读这些书，这样，他往往无法说明那种由我的幻想所产生的有说服力的想法。

我最喜欢的论题是大众对于预兆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我有生之年我都几乎要为它辩护。在这个题目上，我们进行过长期的、热烈的讨论——他坚持认为相信这种事情是毫无道理的。——而我却争辩说，一种群众感情的产生，带有绝对的自发性——这就是说，其中并无明显的启发的痕迹——其本身具有真实的明确要素，它值得像重视直观一样来加以重视，而直观是天才的个人的特质。

事实是这样的，来到别墅不久，在我身上就发生了一件完全无法解释的偶然事件，这事件充满着不祥的性质，以致我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我吓坏了，同时也使我感到又狼狈，又糊涂，隔了好几天，我都还没下决心把事情的详细情况告诉我的朋友。

在一个非常暖和的日子的傍晚，我手里拿着书，坐在一个打开的窗户前，通过河两岸树木排成的长长的透视风景线，俯瞰一座远山的景色。这座山的正面离我的位置最近。由于一次叫做“山崩”现象的发生，山上的主要树木都给毁光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思想从我眼前的书本上游荡到邻近城市的忧郁和凄凉的气氛之中。从书页上抬起眼来，我的目光就落到那山的光秃的正面上，同时也落到一个物体上——落到某一种形态丑恶的活的怪物身上，那家伙很快地从山顶跑到底下，最后消失在下面的密林中。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东西时，我怀疑我的神志是否清楚——或者至少我的眼睛是否看明白了，直到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充分弄明白我既没有疯，也不是在梦中。现在当我来描述这个怪物时（我曾清楚地看到过它，而且在它从山顶到山下时，我曾沉着地观察过），我怕我的读者会要甚至比我自己更难于相信我所讲述的这些特点。

估计那家伙的身围大小有它所经过的最大的树那么大——是森林中少数几种从山崩的灾难中逃过来的巨兽之一——我推断它比现有的任何战列舰都要大得多。我说到战列舰，是因为那怪物的形状令人联想到战列舰的样子——一艘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军舰的外貌大抵可以比拟出它的大概轮廓。这动物的口位于一根长鼻子的末端，鼻子有六十或七十英尺长，大约有一只普通象的鼻子那么大。鼻子根部长着一大片黑色粗毛——比水牛身上的毛还要密；从这片黑毛中间，向下横长出两根闪闪发光的长牙，那牙和公野猪的獠牙并无大的不相同之处，只是在尺寸上要比那长得多和大得多。与那长鼻子平行，两边各向前伸出一根巨大的棍子样的东西，三十或四十英尺长，从外面看是纯粹的透明结晶体，形状是完全的棱柱形：——它以极华丽的形式反射出落日的光彩。长鼻子呈楔形，尖端向地。从鼻根那儿伸出两对翅膀——每个翅膀差不多有一百码长——一对在上，一对在下，所有翅膀都厚厚地盖上一层金属鳞甲；每片鳞甲的直径显然有十或十二英尺。我观察到，上下两排翅膀由一根强有力的链条连着。但这可怕的东西的主要特色还在它那死神的头的样子，那脑袋几乎将它整个胸部都遮住了，好像是由一个艺术家仔细地设计过，在它那漆黑的身体的底色上用耀眼的白色精密地勾画出来的。当我怀着一种恐怖和畏惧的感情——怀着一种即将出现不幸的感情（我发现这种不幸不可能用任何理智的努力去消除）注视着这头可怕的动物，尤其是注视它那胸部的外貌时，我看到它长鼻末端的巨大的上下颚突然张开，发出一声又响亮又表示灾祸的声音，它像一声丧钟碰击我的神经。当这怪物消失在山麓时，我当即昏倒在地板上。

在我恢复过来时，第一个冲动当然是将我所见到和听到的情形告诉我的朋友——可是，我几乎无法解释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的感情，结果阻止我将事情告诉他。

终于，在见到怪物三四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们一同坐在我见到过怪物的那间房子里——我坐了同一个窗户边的同一位子，他则懒洋洋地躺在近旁一张沙发上。时间和地点的联想，促使我向他叙述了那件怪事。他听我把故事说完——开始亲切地大笑——然后变为一副极端严肃的态度，好像我的精神错乱已超过疑心病的范围了。就在这时，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怪物——我带着极度的恐怖大叫一声，并指给他方向要他注意看。他热切地往我指的地方看——但坚持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尽管当那家伙从光秃的山的正面下来时，我详详细细地指出了它经过的路线。

现在我感到极大的恐慌，因为我估计这个幻象要么是我死亡的预兆，或者，要么更坏，是一种癫狂病发作的前兆。我急躁地回到椅子上，久久地将脸埋在双手中。当我睁开眼睛时，再也没见到那怪物了。

然而，我主人的态度现在恢复了几分平静，显得很活跃地问我关于那幻象生物的形态。当我在这方面完全满足他之后，他深深叹了口气，好像是从某种难以忍受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同时用一种我认为是思辨哲学的多种论点的无情的平静继续谈话，以前我们讨论的就是这种题目。我记得在别的事情中间他特别坚持这种观念，那就是在所有人们的调查中，错误的主要根源在于对一个客体重要性的过低估计或过高估计的理解倾向上，而这种估计又仅仅凭错误地测量其近似之点。他说：“比如正确评价由于彻底传播民主而将其影响自由地施加于人类，这时间的距离（其时此种传播可能业已完成）应不失在评价中列为一个项目。但你能否告诉我，当一位作家写文章论政府的主体时，究竟谁曾想过这主体的特殊分支也值得加以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