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一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西方流传已有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历史，虽然有人视为通俗文学，予以歧视，但是其中不乏优秀的名作，更不乏出诸古典文学大师之手而被尊为经典著作的实例。

从侦探小说的发展史来看，它受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很深，最初在十九世纪中期问世，开山祖师是美国作家爱伦·坡[1]。

爱伦·坡一生只发表过五篇这类小说，却对后世侦探小说的发展起了极大影响，评论界一致公认这些小说是侦探小说中最完美、最典型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篇杜宾破案的故事。

《毛格街血案》（1841）写一对母女清晨在毛格街的寓所遇害，四邻闻声赶来，在警察陪同下破门而入，只见两具尸体，不见凶手。但现场门窗紧闭，又在四楼，凶手决不可能从门窗逃脱。警方毫无线索，胡乱抓了一个嫌疑犯，苦于查无实证，结不了案。善于观察、擅长分析的杜宾看了报道赶到现场，发现警方疏忽的几条线索，用推理的方法，断定凶手跳窗逃走，逃时撞到百叶窗下半扇，窗子又自动碰上了。杜宾又根据凶手身手矫捷，膂力超人，被害人手中又有一些奇怪的毛发，邻居听到的又是无法辨认口音的说话声这几条，推断凶手是一头脱逃的猩猩。这篇作品为后世侦探小说提供了这么一个模式：第一，案发现场是密封的，罪犯无路逃遁，增添案件神秘性；第二，警方平庸无能，主观片面，往往先从挖掘作案者动机、方法着手，忽视了重大证据和线索；第三，破案者具有非凡智力，头脑冷静，观察入微，善于推理，能排除种种疑点，找出真相。爱伦·坡在这篇作品中还首先树立了一个智力高于警方的破案人形象，这个人又是一系列同类小说的主角，而这类小说中的故事都是以一个崇拜他的老朋友口吻叙述的。这个手法后来也被广泛采用，用得最多最成功的是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

《玛丽·罗热疑案》（1842）用的纯粹是演绎推理法，杜宾只是将报上发表的各种材料综合起来，加以推论分析，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篇小说完全以当时轰动纽约的一件真实凶杀案写成，爱伦·坡把故事背景改成巴黎，人名地名也全更换为法国化。由于这件河上女尸案久未破获，小说中未作正式结论，而是用推理方法对案情各个关键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后来该案破获竟证明爱伦·坡的推论中每一细节都丝毫不差。由此可见，爱伦·坡在这类作品中倡导的具有科学根据的逻辑推理在侦破工作中的重要性。

《窃信案》（1844）里的杜宾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侦探了，巴黎的警察厅长为了宫中一位贵夫人丢失一封机密信件，特地登门来向杜宾求教，偷信人是一位经常出入宫廷的部长，而且是当着第三者的面从从容容拿走的，但失主又声张不得。部长仗着手里这封信作为政治筹码要挟失主，一旦此信公布，政治后果势必不可设想。警察厅长只知循常规办事，趁部长深夜不在家，率人把他公馆兜底搜遍，又派人扮成强盗拦劫那位部长，但都白费力气。杜宾听了案情介绍，运用心理学分析后就胸有成竹，他推定部长偷的这封信必然不是按常人的惯例，藏在什么秘密角落，于是他亲自出马，乔装改扮，用调虎离山、偷梁换柱之计，轻而易举地把这封放在众目昭彰的信插里的密信取回。这篇作品中阐述的破案方法后来也被不少侦探小说家沿用，福尔摩斯探案就有几个例子。

《你就是凶手》（1844）是一篇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品。小说写小镇上一个富绅被杀而尸体遍找无着的疑案。官方在死者的一个号称“老好人”的朋友帮助下，发现了子弹和血衣，确定凶手生活放荡，惯于挥霍，此人就是死者的遗产继承人——他的侄子，于是凶手将被处以死刑。小说主人公对这些过于明显的证据深感怀疑，便私自进行调查，发现这些证据原来都是这个朋友一手制造的假象。他在一口枯井中起出被害人尸体后，略施小计，让尸体复活开口说话，只说了一句“你就是凶手”就把这个朋友吓得魂不附体，吐露真情，供认自己杀人灭口，嫁祸于人的阴谋，洗清了嫌疑犯的罪名。这种写作模式和手法后来也经常有人仿用。

《金甲虫》（1843）里的主角勒格朗是一个同杜宾一样善于思索推理的奇才，他从一张羊皮上找到的神秘符号着手，用科学方法解开密码，根据密码指示，实地勘查，终于发掘到海盗基德的宝藏。

爱伦·坡的这些作品在当时深受各阶层读者欢迎，甚至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1809—1865）也是爱伦·坡的忠实读者，每年都要重温一遍他的推理小说[2]。

在研究爱伦·坡这些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世时从未把这几篇作品称为“侦探小说”，也从未把他笔下的杜宾称为侦探。第一个正式树立侦探形象，并称之为侦探的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1812—1870）。他在一八五三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荒凉山庄》里穿插了一段侦探故事，写了一个名叫巴克特的探长[3]破获的一起谋杀案。同时他还写过三篇短篇侦探小说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家常话》上。后来他还用一起谋杀案作为长篇小说《巴纳比·鲁奇》的题材，但自己感到写得不够满意。一八七○年又另起炉灶，写一部纯粹是侦探小说结构的长篇《德鲁德疑案》，可惜写了一半他就突然去世，小说结尾成了真正的谜。

以狄更斯这么一位伟大的作家而言，居然也热衷于写侦探小说，可见这种体裁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狄更斯的身体力行激励了新进。他的女婿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在一八五○年开始从事创作，与狄更斯志同道合，结为知己。他的作品经常在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上连载。他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年写的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白衣女人》在狄更斯主编的《一年到头》上连载，并在纽约和巴黎两地同时发表。小说写的是一件谋财杀妻案，作者让事件的有关人员分头叙述各人所见所闻。这种多视角展示故事的手法很受欢迎。柯林斯在一八六八年出版了用同一手法写作的《月亮宝石》也受到狄更斯的赞赏，西方评论界一致公认这是侦探小说的典范作品。这部作品结构完整，故事曲折，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尤其是塑造的克夫探长[4]真实可信，在侦察过程中他也曾被表面现象迷惑，作出谬误的判断。故事写的是英军侵略印度时，军官汗卡什抢到印度月亮神像额前镶嵌的月亮宝石，守护神像的三个僧侣跟踪追查。汗卡什回到英国后把宝石转送给他的甥女雷茜儿。雷茜儿生日那天，宝石神秘失踪。宝石究竟落在谁手里构成全书最大悬念。《月亮宝石》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仅因为这是一部优秀的侦探小说，而且也由于作者针砭西方上流社会的贪婪、欺诈，赋予了作品新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