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4/6页）

大战快结束时他又悄悄恢复老一套生活。不过他的主要精力已投放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方面。一九四二年起他担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六年期间，他担任纽约杰弗逊社会科学学院的创作课讲师。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担任纽约民权代表大会主席，同时还和海尔曼一起担任被控从事“非美活动”而受审的共产党人保释基金会的理事。一九五一年七月，有四名共产党人经他保释后失踪，保释基金会理事因此受到株连。海尔曼的住所遭到联邦调查局袭击，哈米特也被地方法院传讯，要他交代基金会捐款人的姓名和身份，以及基金会理事的工作内容。哈米特援引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27]拒绝作答，因此被法庭栽上“蔑视国会”的罪名投入监狱。在铁窗中受了六个月煎熬，他已身心交瘁，雪上加霜的是国内收入署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罚他十万美元，没收他的全部财产。他走投无路，只好搬到纽约州边远地区一个朋友家的门房间居住。一九五三年，他又受到反共急先锋麦卡锡[28]的迫害，但他再度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拒绝作答，因此受到不少正义人士和公众的尊敬[29]。这时他的健康情况已日趋恶化，医生们劝告他彻底戒酒，他这才再次痛下决心戒除恶习，可惜为时已晚。一九五五年他心脏病发作，身体更加虚弱。在他最后几年岁月中，日常只是以钓鱼、看书，陪海尔曼聊天打发时光。一度曾力图振作精神，写完半自传体作品《郁金香》，可是终于未完成。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他因肺癌扩散，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稍可告慰的是他总算以美国退伍军人身份，安葬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

哈米特死后十几年，他的生平才得到重新评价。《纽约时报》编辑部发表了赞扬性的社论。从此他又恢复为一位受尊敬的知名人物，他开创侦探小说新流派的贡献也得到肯定[30]。

三

“《马耳他黑鹰》恐怕不仅是我们所读到的最佳侦探小说，而且也是一部精心创作的小说。”[31]

“《马耳他黑鹰》的情节构思巧妙，书中人物个个都是尔虞我诈，拨开层层欺诈的迷雾，真相才渐渐显露。”[32]

“哈米特的文体简洁，风格独特。人物性格鲜明而着墨不多。”[33]

“哈米特出类拔萃，既是为大众写作的作家，又是作家之作家。欧美作家一致公认他是出色的技巧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巨匠。”[34]

上文援引的几段评语也许未免抽象，这里不妨再援引评论家罗伯特·帕克一段分析予以补充：

“达希尔·哈米特的作品中究竟有哪些特点足以成为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标准呢？他的作品少得出奇。他为通俗刊物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写下毕生仅有几部长篇小说。他死后还遗下小说《郁金香》的残稿，不过这已足够显示他试图朝另一方向发展。

“他有些短篇小说写得很好，如《柯菲格纳劫案》，有些写得不好，如《螺旋钻》。……这些作品不是奠定哈米特声誉的基础。奠定基础的是他的长篇小说。

“这几部长篇小说写什么呢？写毅然面对逆境，直至完成决意完成的使命的人。写没有什么朋友，没有固定社会背景的人。除了《玻璃钥匙》一书的内德·波蒙之外，其他几本书的主人公都是侦探。除了《瘦子》一书的聂克·查尔斯之外，其他几本书的主人公都是单身汉。他们没有家室。他们并不忠于法律，而是忠于秩序，忠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他们既不代表警方，也不代表普通群众。他们不受财色诱惑。他们不怕死，不抱幻想。在这些方面，他们比我们高大：他们是超人。虽然小说使用的语言粗俗，故事情景都在穷街陋巷，但哈米特写的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传奇小说。他写的中心人物高于普通人。

“总的看来，这几部小说力求探究一个人应如何对付社会弊病的方式。《血腥的收获》中大陆侦探是出于职业道德。他发现地方的腐败情况，他把清除腐败看成自己责任。《戴恩家的祸祟》中，职业道德被同情所冲淡。侦探发现一个年轻女人饱受恐惧症、毒品和家族的困扰，他救了她。《马耳他黑鹰》中，斯佩德的合伙人被杀害，他找回了黑鹰雕像，交还委托人，破了杀人案。

“在《马耳他黑鹰》中，斯佩德和布里姬在等候乔尔·凯罗时，斯佩德讲了一个故事给布里姬听。故事说的是有个叫弗利特克拉夫特的人，有天出去吃饭，经过一座正在兴建的办公大楼，差点被一根掉下的横梁砸死。横梁虽没砸中他，他却觉得有人把人生的盖子揭开，让他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弗利特克拉夫特发现自己很可能会被一根意外掉下来的横梁送了命：他何不意外地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索性一走了之呢。[35]这故事是随口说说的，布里姬听过算数，只当消遣。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寓言，是斯佩德依赖的人生准则。这故事所体现的人生观是哈米特作品中的主要原动力。它指导了他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行动。小说暗示如果一个人意志够坚定（而且看清人生盖子下面的东西）的话，他尽可以自行其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立。

“当然，这一切在美国人的特性中很普遍，在哈米特的时代中也很常见（《血腥的收获》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在同年出版）。就哈米特来说，犯罪和侦破只是用来作为人生的隐喻（就海明威来说，是用狩猎和战争作为人生的隐喻）。”

罗伯特·帕克这番分析多少可以说明他和一般侦探小说家的分野吧。

综观哈米特的作品，不难看出他的文风接近同时代的海明威。海明威一贯以风格独特，文体简洁著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塑造了“硬汉”形象，对美国通俗文学产生极大影响。如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没有被斗败的人》中那个西班牙斗牛士，虽然体力衰弱，但是为了维护昔日荣誉，不惜生命，在斗牛中坚持到底。《五万元》中的拳击手杰克，以及一九三七年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中的哈里·摩根都是这种不甘心对逆境低头的硬汉。此外，他还在一些作品中刻画了在暴力世界中感到孤独的人物。而在哈米特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的硬汉，相似的孤独的人物。海明威用字精练，言简意赅，人物对白都是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哈米特也同样如此。正如罗伯特·帕克所说，海明威用狩猎和战争作为人生的隐喻，哈米特用犯罪和侦破作为人生的隐喻。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是斗牛士，拳击手，渔夫，船长。哈米特笔下的硬汉是侦探，而且是孤独的人物。他们在一个盗匪横行、腐朽透顶的世界里找不到爱，找不到信任。他们付出几条人命的代价伸张了一丁点儿正义，这就是他们的唯一成就。他们的孤军作战解决不了社会的根本弊端。这就是哈米特作品对人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