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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

奥斯陆

“这是个大背叛。”光头男子低头看着稿纸说。他的头部、双眉、肌肉隆起的前臂，甚至抓着讲台的两只大手，全都没有毛发，被剃得干干净净。男子倾身靠向话筒。

“一九四五年起，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控制了这片土地获得发展，实行其民主与经济原则，结果导致世界永无宁日。即使在欧洲，我们也遭遇过战争和种族屠杀。在第三世界国家，数百万人活活饿死，欧洲会受到大批外来移民的威胁，而移民带来的只有混乱、贫困和生存竞争。”

男子顿了顿，凝望四周。屋里一片静默。观众席上，一个坐在男子身后长椅上的人犹豫地拍拍手。男子继续抨击现实，话筒下方的红色指示灯不祥地亮起，录音信号不良。

“我们已经习惯富裕，以致忘了目前的处境。当动乱发生，我们能仰赖的只有自己和周围的社区。只需一场战争、一场经济或生态灾难，就会让将我们迅速变成冷漠社会一员的法律系统突然消失。上一次大背叛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当时的所谓国家领导人为了保住小命，不仅临阵逃脱，还带走了国家储备黄金，好在伦敦享受奢华的生活。如今敌人再度出现，而理应保护我们权益的人又再次令我们失望。他们让敌人在我们之间建立清真寺，让敌人劫掠我们的同胞，让我们的女人怀有敌人的种。身为挪威人，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种族，消灭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

他翻到下一页，但讲台前方传来的咳嗽声让他停下了手边动作，抬头张望。

“谢谢你，我想我们听到这里就足够了。”法官说，视线透过眼镜射出，“检方律师还有问题要问被告吗？”

阳光射入奥斯陆刑事法院第十七号法庭，为光头男子打出虚幻的灵光。光头男子身穿白色衬衫，系一条细长领带，可能是听从了辩护律师小约翰·克罗恩的建议。克罗恩靠在椅背上，中指和食指间夹一支铅笔，轻轻弹着。眼下这种情况，多少令他有些不满。他不满检察官的问题所引导的方向，不满他的当事人斯维尔·奥尔森公开宣读自己的纲领，这个斯维尔竟然认为卷起袖子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他手臂上的刺青是恰当的。斯维尔的双肘刺有蜘蛛网，左前臂一排纳粹党徽，右前臂一串挪威符号和黑色哥特体“VALKYRIE”——一个新纳粹帮派的名称。

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令克罗恩难受不已，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

检察官是个名叫赫尔曼·格罗斯的矮个子男人。他用小拇指推推话筒，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律师工会徽章的戒指。

“法官阁下，我再问几个问题就结束了。”格罗斯温和谦逊。话筒下方的指示灯显示绿色。

“这么说，一月三号九点钟，你走进卓宁根街丹尼斯汉堡店时意图相当明确，是要捍卫种族，就像你刚刚说的？”

克罗恩通过麦克风回击。

“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他和越南裔店主之间发生的口角，”红灯亮起，“他是受到了挑衅。”克罗恩说，“反对暗示这是场预谋。”

格罗斯闭上双眼。

“如果你的辩护律师说得没错，奥尔森先生，那么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根球棒也纯属巧合？”

“那是出于自卫。”克罗恩情急之下挥舞着双臂插嘴道，“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了。”

法官俯视被告律师，用手摩擦下巴。大家都知道小约翰·克罗恩是个辩护高手——约翰·克罗恩本人更是个中翘楚——因此，法官最后带着些微恼怒，同意说：“我同意被告律师的说法。除非检方律师有什么新重点要补充，否则我建议我们继续，好吗？”

格罗斯睁开眼睛，使得虹膜上下两端出现两道细长眼白。他垂下头，将一份报纸举到空中，动作颇有疲态。“这是一月二十五号的《每日新闻》，第八页有一则访谈是被告的意识形态同伴……”

“抗议……”克罗恩说。

格罗斯叹了口气：“我改变说法，受访者是一个表达种族主义看法的男人。”

法官点了点头，同时瞪了克罗恩一眼，以示警告。格罗斯继续往下说。

“这位受访者对丹尼斯汉堡店攻击事件发表意见，他说我们需要更多像斯维尔·奥尔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才能重新夺回挪威的控制权。在访问中，‘种族主义者’这个名词是尊称。请问被告是否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是的，我是种族主义者。”克罗恩还来不及提出异议，斯维尔便已回答，“我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名词的。”

“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这个名词的？”格罗斯微笑问道。

克罗恩在桌子底下紧握双拳，抬头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审法官和两旁的两位陪审法官。这三个人将主宰他的当事人今后数年的命运，以及他自己今后数月在铎德夏勒酒吧的地位。另有两个一般公民，他们代表人民，代表普通人所认为的正义。大家习惯称呼他们为“非职业法官”（Lay Judges），但也许他们已察觉到这个称呼过于近似“玩乐法官”（Play Judges）。法官右边的陪审法官是个年轻男子，身穿廉价实用的西装，几乎不敢抬起双眼。法官左侧的陪审法官是个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子，似乎正假装自己跟得上审判进度，同时却伸长下巴，好让她刚开始成形的双下巴不会被映照在地板上。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他们对斯维尔·奥尔森这种人有什么了解？他们又想知道些什么？

八名证人亲眼目睹斯维尔走进那家汉堡店，手臂下面夹着一支球棒，和老板何岱互相咒骂了几句，然后斯维尔举起球棒便往何岱的头部敲了下去。何岱现年四十岁，越南裔，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难民乘船来到挪威。斯维尔挥击球棒的力道猛烈，致使何岱日后再也无法行走。斯维尔再次开口说话时，克罗恩已经在心里盘算好，要用什么说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种族……主义，”斯维尔在他的稿纸中找到定义，念道，“是一种对抗遗传疾病、堕落和毁灭的永恒努力，也是一种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更优质生活的梦想与渴望。种族混杂是一种双向的种族灭绝。在一个计划建立基因库来保存小甲虫的世界中，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种族的混杂程度，足以摧毁自身经过千万年而进化成的生物。令人尊敬的《美国心理学家》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五十位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提出警告，抑制遗传理论的争议会带来危险。”

斯维尔顿了顿，朝十七号法庭怒目扫视一周，抬起右手食指。他的头转向检察官，克罗恩可以看见他后脑勺和脖子之间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圈脂肪上，刺着苍白的“Sieg Heil”——一个无声的尖叫和怪诞的图样，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词句形成强烈对比。随后的静默中，克罗恩听见走廊传来嘈杂声。午餐时间到了，十八号法庭已休庭。时间一秒一秒流逝。克罗恩想起他读过关于希特勒的描述：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为了让演说得到效果，常会停顿长达三分钟之久。斯维尔继续往下说，同时食指有韵律地敲击着，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进听众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