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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询问,要是俄国人攻打我们,以使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艰难困苦,他认为该怎么办。
他淡粉色的面庞气得通红,盛气凌人地吼道:
“俄国!你说的是哪个俄国?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尿床的小东西!俄国不存在了!或许你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咳,有什么呀,从布尔什维克还在敖德萨港口地区,尚且无足轻重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了。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么奇妙的希伯来人飞机,枪支,咳,有什么呀,我们应该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和我们的飞机穿过彼得堡,大概来去各用两个星期,一枚干净利索的炸弹——我们以前就该对他们这样!”
“你认为以色列该轰炸列宁格勒吗,爷爷?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你听说过原子弹吗?听说过氢弹吗?”
“都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么呀,美国人,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
“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这样如何?”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
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明。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
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先是送进希伯来学校,继而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或叫作兹尤兹亚和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的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语文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
“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
“你无法理解这些,”爸爸说,“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点,也就是说,你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两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
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的是,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忍,这坚忍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或者,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她或许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或者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或者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鸡舍?
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间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